“我惊讶的是：本来以为人们一定是因为巨大的精神创伤才患病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因为生活琐事就引发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因为拍摄中国首部精神病题材影片《A面B面》而到精神病医院实地考察后，导演宁瀛提到：“和大夫采访、深入了解才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方面的疾病可以和感冒发烧一样普遍。”

和普通感冒一样，我们的心理感冒大部分可不治而愈，但处理不当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问题。可是，我们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与身体问题的态度却往往不同。

疏离：“神经病”

“大一上学期，班上转来一位男同学。女生们都怕他，男孩子也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而他从来都一脸微笑地注视每一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弱智，有人说他是个病患，更有女同学在外教的课上，不满和他分坐同桌、拿着文曲星查出“神经病”一词，对着外教歇斯底里急得就要掉豆……最后有知情者告知：这个孩子，其实是自闭症患者。他们告诉我他很危险，说他的情绪总会歇斯底里地发作，突然就炸开然后蔓延至不可收拾。这个传言就像一把荆棘，也没人敢冒这个尖，因此大家都躲他远远的。然而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他也是笑呵呵的表情，温顺而可爱。”gonefire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

在一些人眼里，一个人“有”某种心理问题，他/她也就“是”那个问题。可以被治疗的人被看作是异类，从前被视为性格或心情的情绪、行为被当成是一种病症。于是，人们小心翼翼，不要被贴上“心理有问题”的标签。

心理咨询师赵海燕看到太多想解决问题，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她告诉我们，七八年前，常有人戴着墨镜、压低了帽子走进咨询室，现在仍然有人打来电话预约咨询却不肯走进咨询室，宁肯约在咖啡厅见面；还有些人会再三要求保密。“他们觉得身体有病大家知道了没关系，但是一说心理问题就……觉得丢人。”

“著名抑郁症患者”崔永元说：“当我得病以后才意识到，抑郁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境遇有多差。很少有人关心心理疾病患者，歧视非常大，缺乏常人的理解，缺乏家人的理解，缺乏同事的理解。”

阻隔：“你不要这样想了”

“你最开始说出自己的问题，说不舒服的时候，身边的人可能会压制你——你想太多了，这样不行啊，你不要这样想了……他们不理解。而且，人是逃避负面情绪的，也不喜欢身边的人有负面情绪。”从高中开始，小P就被抑郁情绪所困扰，她感觉很恐惧，不知道怎么办，和妈妈说，可妈妈却告诉她：你不应该有痛苦，因为大家都这样也不痛苦，你难受是不正常的。“如果没人支持，一个人真的蛮艰难的——有问题的人是很脆弱的。”

崔永元也有这样的困扰。“社会上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得特别少，包括我的家人、领导，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你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当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慢慢讲一点给他们听，有关抑郁症的知识，有的时候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

“我的来访者中2/3的人没有得到好的社会支持。他们或者不敢告诉家人，或者是告诉了家人也得不到理解、关注——‘那是你自己的事’。有时候，身边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心理问题，不断刺痛到他/她的伤口，更会导致病情恶化。所以，我有时会要求来访者与家人一起来接受咨询。”赵海燕说。

要理解和帮助一个“有问题”的人未必如想像的那么容易。歌手陈琳自杀后，身边的朋友们回想到她的很多“异常”，比如情绪低落、退缩，但是没有人发现她患有抑郁症。很多人感觉内疚，在她最需要帮助、支持的时候没能伸出援手。如果缺乏心理知识、不了解症状实质时，人们可能会错误理解患者行为，作为家人也可能会深受困扰，比如感觉被抛弃、疲惫不堪，也可能会引发愤怒、沮丧等情绪。

每个人都需要支持，被“问题”折磨的人尤其如此。可是，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不仅不能得到支持，反而会导致更可怕的“疏离”，他/她会如何？也许只能选择沉默。

逃避：“实在扛不住了”

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正是对待自己态度的投射。如果我们对“有问题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当自己的心理出问题时，往往也会选择逃避。

《心理月刊》2009年12月的调查中，被问到“生活中遭遇困境难以承受时，你想过要看心理医生吗？”，37.50%的人说从来没有想过；更有54.80%的人说想过但是没有付诸行动。能够走进咨询室接受帮助的人只是极少部分，更多人选择默默承受。

前面讲到的小P的问题，在经历紧张的高考和进入大学陌生环境后，发展成了心理障碍。她恐惧与人交往，还出现了学习障碍，但她选择了逃避。“扛着度过了大学4年，可毕业时学习就业的压力，时间精力冲突，加上我的社交恐惧、学习障碍，我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每天都在‘上电影’，焦虑，矛盾。想做一件事，可是前进后退都很痛苦，都会伤害自己，做什么都是在为别人，而停在原地无法动弹也很痛苦。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有走投无路的感觉。那时我天天想自杀。第一个咨询师是妈妈帮我找的，之后自己又换了两个。两年后，我才终于可以正常生活。”

杨柳“扛”的时间更长。“我很早就觉得抑郁。上大学时，因为恋爱关系没处理好，更是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情绪不好时，就只能任它摆布，身不由己，有失控的感觉，很痛苦。我觉得自己很无能，又生怕自己会崩溃，于是就要出去玩，唱歌、喝酒、与人聊天，不去看它，才能感觉好像舒服点。

后来就去考研，让自己变成工作狂，麻痹自己，但是都解决不了问题。越想摆脱，就越糟糕，只是带来加倍的焦虑。因为压抑太多，不知哪个点上被触碰到，就像火药一样爆发了，而悲伤时又觉得无法望到悲伤的头。10年多的时间，我总是不断被这样的情绪所控制。”

赵海燕说：“我的来访者中80%问题已经很严重。往往是直到实在扛不住了，严重影响到生活才来做咨询。在咨询当中，大多数人对问题是习惯性压抑，以达到表面平静，但是通常过段时间类似的情绪又会冒出来。”

向公众坦诚自己患有抑郁症的杨坤自称是“看似正常的弱势群体”，他说，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已经有了抑郁症状，但几乎没人肯去治疗。他再三告诫大家：抑郁症患者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病情；如果不主动采取治疗措施，很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度抑郁。

这些“看似正常的弱势群体”一边扛着自己的问题，一边还要面对家庭、社会责任。日益加重的心理问题让他们压力重重，甚至扛不下去了。“自杀、疯掉，对于病人来说其实是放下了，不用扛着了。”赵海燕这样说。

有人在“扛”，还有人根本并没意识到自己扛着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

忽视：“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人只能看到自己已经学会看的东西。有些不知不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持续地伤害着我们，但是我们习惯成自然，并不自知。

咨询室里常常发生这样的故事：一个被父母硬拽进咨询室的高中女生，用刀在自己胳膊上留下一道道伤疤，但是她并不认为这是问题，而认为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位母亲带着“问题孩子”来咨询，结果却发现原来有问题的是自己……“很多人会觉得是自己倒霉，或者认为是别人的问题让自己不舒服。”赵海燕说。

人的痛苦总是需要表达的。许多没有被觉察的、被压抑到潜意识的心理问题，会通过身体症状来表达。“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会感觉抑郁，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又没问题，无法解决。后来接触了心理治疗才知道是心理问题引起的。”和杨柳一样，很多躯体化的病人在走进咨询室前，都看过中医或西医，查不出问题，才被其他医生指派过来的。

早些年，在中国有一种流行疾病叫“神经衰弱”，通常患者会去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而非精神科或心理科。为什么这个发源于西方，并且在西方早已被抑郁症等取代的词汇在华人圈会持续流行？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进行过多年田野调查研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高度强调和谐、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以及对情感疾病的强势污名等，导致中国人表述内在感受方面的困难，只会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症状，比如“闷”；而且在中国，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

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李伟告诉我们，像警察、政府公务员等“强者”，更不容易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选择做警察的大多是有些英雄主义的男性，他们会想：我们应该是大无畏的钢铁战士，我们怎么能受不了这些压力呢？体制、文化和职业特点，都要求他们与自身的感觉隔离。”

恐惧：“他/她不正常”

随着“文明化”的进程，人们对于自己的、他人的痛苦往往变得“视而不见”。但是有时候，人们又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过于敏感和强调，首当其冲的要数精神病了。百度一下“精神病”，各种媒体报道中，最突出两大类就是“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被妻强送精神病院，告医院强制收治”。

同性恋是另一个敏感点。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被认定是需要治疗的心理异常，直到2001年第3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改为“只有由于同性的性行为导致了心理矛盾、焦虑，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的，才被认为是性心理障碍”。而同性性行为之所以导致心理问题，正是因为社会道德对“不正常”性行为的否定与压抑。

还有2009年下半年炒得沸沸扬扬的“电击戒网瘾”事件。有3000名以上的家长把自己有“网瘾”的孩子强制送到杨永信所在精神病院去接受“电击治疗”，其中有的家长主动申请电击自己的孩子，因为“电完就乖了”。还有一位家长兴冲冲告诉记者：“杨叔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让孩子跪倒在了我的面前道歉。”武志红在文章中质疑，这是“治网瘾，还是治不听话？”让家长们花大价钱把孩子送进去的，是他们对于网络（他们不能理解、不能预知的自由领域）的恐惧，是对于孩子“不听话”的强烈恐惧。恐惧遮蔽了家长们的眼睛，让他们只能看到“不正常”，而看不到对面的孩子以及孩子真正面临的问题。

文明与社会化，要求所有人按照公认的行为模式生活，然而从人性角度来看，每个人是不同的，就像每一片叶子都不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事件对于不同人的影响也不一样。心理学卡伦·霍妮认为，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在我们这个社会发生深刻快速变迁的时代，“正常”的标准也应不断进行考量。

我们越是对“问题”恐惧，越是会被那恐惧所掌控。我们往往不是被我们恐惧的心理问题击垮，而是被这种恐惧所控制。当我们放下恐惧，可以面对问题时，往往会发现问题本身并不那么可怕。

曾经被抑郁困住的杨柳现在仍会抑郁，但是她不再恐惧：“我学会了观察情绪。不逃避，不判断它是好是坏，就让它存在。悲伤来了，不妨就痛苦一会儿。你会难受一阵子，但是过段时间你又会感觉好起来。当你真正经历过，就会对它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它不会一直控制你。你可以观察它来来去去，很有趣。”

《忧郁》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在与抑郁、痛苦斗争多年后开始坚信：“痛苦需要转化而非忘记，需要对抗而非消灭。”

正视：生活就是要面对问题

我们都希望生活一帆风顺，但生活从来都不简单，必定要经历困难、痛苦，面临种种问题。

无聊，抑郁，焦虑，恐惧，幻想，谁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这些感受和“心理疾病”的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程度有别而己。我们的心理就像身体一样，没有照顾好它就会生病。失恋带来的悲伤，面对紧急工作时的沉重压力，欲望遭遇挫折时的沮丧……面临生活的种种考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心理问题、心理创伤，无法应对时可能导致心理疾病，一再延误可能转成精神障碍。那些我们试图躲开的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会找上门，我们有可能也会成为自己曾经嘲笑的对象。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经历和修复各种创伤，不断面对和克服各种心理问题，不断超越的过程。就像奥维德说：“欣然接受痛苦吧，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

两个不同的概念

生活当中，人们常常把自己认为有不正常言行的人笼统称为“神经病”。其实“神经症”和“精神病”是不同的。

■ 神经症：非精神病性功能性障碍，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等。人格、社会因素是主要致病因素。社会功能良好，自知力充分，外部压力大时加重，反之症状减轻或消失。

■ 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俗称，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调。通常意识清晰，智能尚好，严重的患者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或无法进行有效交谈。包括偏执型、青春型、紧张型、单纯型、未定型等。

来自《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CCMD-3）

心灵环保，从“我”开始

卫生部公告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经跃居首位，发病率已由1950年代的2.7‰上升到1990年代的13.47‰，重症精神障碍人数超过1600万。

1992～2004年，儿童行为问题从12.25%增长至21.6%；老年期痴呆从4.61%增长至7.18%；焦虑障碍从3.52%增长至6.1%；抑郁症从1.66%增长至4.8%。精神分裂0.68%增长至1%。2009年，英国《柳叶刀》杂志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精神障碍人数约有1.73亿，就医率不到10%。

精神疾病率的上升，与现代社会发展有关。生活节奏加快，人际疏离，传统家庭结构破裂，信仰、宗教、伦理、政治、社会——所有曾经带来生命意义及方向感的东西的衰微，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将所有责任都归结于社会文化时，就忽略了每个人作为社会心理环境一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每一次“心理感冒”，都是内心的声音在提醒我们：需要关注自己，处理一些问题了。往往正是心理疾病的痛苦，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检视自己灵魂的全貌。

《疯狂》

作者：玛雅·郝芭琪　译者：一熙

《忧郁》

作者：安德鲁·所罗门　译者：李凤翔　重庆大学出版社　定价：29.8元

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两位作家都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写的也正是自己所患疾病的自传。患躁郁倾向精神分裂症的玛雅·郝芭琪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犯病，患严重抑郁症的安德鲁·所罗门病情最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两位作家也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家人、朋友的爱、理解和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仍然在写作。

访谈　“人际支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

极端暴力事件频发，让人们不禁感叹这个时代的“疯子”为何这么多，也加深了人们对“心理问题”的恐惧。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徐凯文认为，问题往往来自缺乏人际支持，也只能在人际支持中痊愈。

徐凯文，精神科医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咨询师、督导师，国际心理创伤培训项目中国培训师。

■ 《心理月刊》：3·23南平事件中，杀害8名孩子的郑民生是一个平日给人感觉比较温和的人，邻居、同事都说“想不到是他”。这种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危险人物”可以提前被辨识出来吗？

徐凯文：这种辨识是有困难的。现在郑民生的精神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个人的看法，不排除精神分裂的可能性，但是更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有非常明显的报复社会倾向。

精神分裂症相对好识别，但是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很难被辨别、发现。这种人的人际关系往往很差，周围关注他的人很少。他案发前的经历，可以说是不断在被周围人抛弃，包括女友、工作、亲友。他的生活状态非常差，几乎是一无所有。从危机干预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危险的。他没有了人际支持，没有爱他在意他的人，也没有他爱他在意的人，最终才会走向绝望。绝望指向外，就可能会杀人；绝望指向内，就可能自杀。

他在行凶前曾去哥哥姐姐家，但是无人理睬。如果他们有亲切的问候，留他吃顿饭，问问他有什么困难，也许他的这个念头就打消了。但凡有让他牵挂、在意、感觉温暖的东西，他未必会做出如此极端行为。

■ 他的行为有其成因，不是突然形成的。但是在这之前，他的问题并没有被人们重视和发现。

对，因为这之前就没有人关心他。他提到那么多人，没有人和他一起住。社会关系完全断绝，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

这些年，我在北京监狱系统做了百余例暴力犯罪的访谈，他们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只有弱者才会用身体攻击他人。面对生活的困难，有人能以积极的、适应社会的方式去应对处理问题，也有人无法用适应社会的方式来解决处理问题，当他陷入生活的困顿，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郑民生卑劣行为的形成，有社会、心理两方面原因。

■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楚问题的严重程度，会认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就会很危险，感觉害怕，最好离得远一些。

是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一个人有心理问题、精神障碍，周围人不仅没有给予关注，反而会更加远离，产生隔膜，只会让他/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曾在北大、清华治疗过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大学生。他们经过治疗病情改善、稳定后回到学校，会发现周围人与自己有了距离感，认为他/她不正常了。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做过访谈，他们的好朋友也的确认为和他/她在一起会感觉异样。我们有很多这样旧病复发的例子，很大原因是因为“病耻感”和得病以后的被排斥的孤独导致的抑郁——没有人再和他/她交往，生活不再有意义、乐趣。

■ 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了心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许多人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家庭。家庭成员出问题，父母往往有责任，要看到自己做了什么，导致现在的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亲友、同事有了问题，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如果因为他/她有心理问题而远离排斥甚至伤害他/她，只会让这情况严重甚至走向极端，如果我们可以用关爱、理解、支持的态度，绝大多数人的痊愈、恢复会快。多数情况下，没有一种药物或心理治疗方法的效果，会超过家人朋友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爱和帮助。

在各种心理创伤当中，最初同样的心理创伤程度，最后发展出严重心理障碍的，比例最高的是强奸受害者。有些伤害甚至终身不愈。不是因为当时的心理创伤最严重，而是因为周围人非但不同情，反而轻视、耻辱、敌视他/她，社会支持越差，导致心理伤害加重，原来受伤五分，就成了十分。

■ 人际支持的环境有多重要？

重要到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她内心有很多痛苦，没有解决的方式……如果可以得到周围人间接的支持，感觉温暖，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完全没有人际支持，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大。

■ 这些暴力事件，让大家对“有心理问题的人”恐惧又加深了。他们特别需要支持，但是这恐惧又会把我们隔开。我们应怎么对待这种恐惧？

比起1980年代对于艾滋病危害的莫名夸大导致的恐惧，现在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已经好了很多。这是多年来宣传教育的结果，心理健康也需要很多的宣传教育工作，来让我们降低这些不必要的恐惧。

另外，这些事件因为其特色、新闻色彩，会被我们注意到，但实际上这仍是极个别的。全国有严重心理障碍有几千万，但这种事件的发生几率其实是极少极少的。

■ 有些恐惧是不必要的。

对，恐惧是源于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