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让我干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一旦成为某个团体中的一员,任何人都可能干蠢事和坏事——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文/吕静

2004年10月21日，美军预备役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被控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被判入狱8年。

弗雷德里克是驻伊拉克虐俘士兵中的一员，他被控将囚犯手指强按到一个连着小盒子的电极上，只要囚犯指尖一滑动，就会遭到电击。他还承认曾殴打囚犯胸部，导致受害人昏迷。很多人认为37岁的弗雷德里克上士是道德崩溃的标志，是个典型的“坏家伙”。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浦·纪姆巴窦作为弗雷德里克辩护小组的专家证人，曾在审判前详细地和弗雷德里克会谈过，并做了很多心理学的测试。他没有在弗雷德里克身上发现任何精神疾病和虐待狂倾向：“在很多方面，这个大兵可说是美国偶像: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工人，爱国，有宗教信仰并有好多朋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弗雷德里克一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变成了虐俘妖魔呢？

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发生后发表的一篇社会心理研究分析报告中，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费斯克对25000份心理学研究做了分析，她的结论是：当身处错误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恶的行为。

纪姆巴窦说：“我们的社会趋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心理学上。我们在战争、立法、宗教和医疗这些所有的机构制度中都是以这种概念为基础的。”他认为，如果不理解群体心理学的威力，我们就永远不能希望战胜虐待、自杀式炸弹和种族屠杀，也不能真正避免我们自己做出恶劣的决定和卑鄙的行为。

责任分散和哥们义气

纪姆巴窦曾用实验向世人昭示，把和平的人转变成虐待和敌对的人是多么容易。

1971年，他在斯坦福大学里招募了一些学生来模仿监狱的看守和囚犯。他把一个真看守的全部行头给他的“狱卒”：制服、哨子、手铐、太阳镜，这可以让志愿者在行为上更像狱卒。他还让那些假扮的犯人不用名字，只用数字来分别。很多研究发现，这种匿名形式是改变人们待人方式的有效工具。

结果，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那些由于心理状态健康良好而被挑选来作为看守的普通暑期学校的学生，竟然将很多囚徒推向了情感崩溃的边缘。

在另外一个发表于1974年的类似实验中，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兰姆说服普通人对坐在屏风后的“受害人”实施电击，结果没费多大力气，他就让所有的人都增加了电压，直到受害者尖叫起来;这时，其中2/3的人还继续电击，直到受害者明显地失去了知觉。

俗话说，法不责众。纪姆巴窦说：“如果感到能够分散责任，人们并不觉得自己应该负责。这时候，人们就会做一些他们通常不会做的事情。”

人们在实验室外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效应。1971年，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沃森发现，在一些部族文化中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在对敌人用酷刑和打仗的时候，要带上面具或者用颜料涂在脸上，这样看上去不那么残忍。另外，很多人观察到，那些虐待、行凶或实施种族屠杀的罪犯经常是把受害人想像成动物。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继续了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他发现，如果他告诉实施电击的参与人，那些受电击的人(实施电击的人看不到后者)像是动物，“施刑者”就会给“受害人”更厉害的电击。

组群创造了一个减少个人责任的环境，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发挥了人们的责任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列·米拉利是研究中东恐怖主义的专家，他说，存在一些直接影响组群的要素，其中就有组群中个体对头领和同伙的效忠。招募自杀式炸弹的组群用的就是这种招数，即建立起一种社团的感觉并鼓励对其他组员产生责任感——所谓的哥们义气。在这种特定文化中，自杀式爆炸这种个体对其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似乎是一种荣耀。通过他们给家庭和朋友的遗书和临别留言或录像，他们对自己的牺牲有了一个交代。再析从众心理

我们每天要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人的行为影响着。比如，在去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邓肯·瓦特斯和同事说明了某些歌曲称霸流行歌曲榜的原因。这些歌曲之所以更流行并非因为这些歌曲确实好听，而是因为消费者受到了其他购买者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社会层叠效应，亦即一大群人最终是按照他人的行为依据去行事和思考的社会现象。

瓦特斯说，这里有两个机制。第一个是社会学习。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所以，每个个体不必要自己去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依靠社会环境中的资讯——我们潜意识中假定其他人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第二个是社会协调。人们想做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不是认为这些行为更好，而是因为想和他人一起干事。比如人们喜欢相同的歌曲、电影、运动以及书籍，是因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感觉自己成了更大团体中的一员。

人已经进化为社会性动物，这种环境的协调和组群凝聚力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工具。我们被其他人影响的原因经常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这种从众心理也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就揭示了从众行为的奥秘。他用“线段实验”证明了这个问题：让受测人坐在7到9个人旁边，这后面几个人都是为配合实验而故意安排的助手，预先安排他们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阿希首先让他们看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一条直线段，之后再看第二张卡片，卡片上有三条不同长度的直线段，其中有一条很明显和第一张卡片上的线段长度相同，而这群人被要求轮流回答第二张卡片上哪一条线段的长度是和第一张卡片的长度相等。这个答案本来是很明显的，但实验的结果令人震惊：70%的试验对象无视自己本来的正确判断，而站在了小组中其他人的一边，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阿希的实验向我们表明：有些人情愿追随群体的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他们从自身感觉得来的信息相互抵触。群体压力导致了明显的趋同行为，哪怕是以前人们从未彼此见过的偶然群体。

极化效应和团体迷思

当具有相似意向的人组群在一起时，结果更加惊人。普遍的效应是在结束时组群所采取的观点会比其组员开始时所持的观点更极端——也就是出现了极化。比如，一群在开始讨论时相信乔治·布什对伊拉克政策仅仅是不明智的人，在讨论结束时可能会确信布什的政策是疯狂的。

芝加哥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总结出两条原因。第一，人们倾向于只听取那些支持你观点的意见；第二，人们也总是把自己和别人比较，并调整自己的看法，为的是不偏离组群的观点。经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相同思维形式叫做“冒险偏移”，当和同龄人一起时，他们容易把警告置于脑后，而倾向于危险行为。

极化效应与另外一个叫做团体迷思的组群心理学概念有关。团体迷思指的是组群成员为加强凝聚力而不计代价的结果。保持这种凝聚力会赋予一个组群以强有力的感觉，并能鼓励组群成员的自信，但也会让他们做出错误甚至危险的决定。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民族心理冲突的主任克拉克·麦考利说：“当组群的凝聚力是建立在相同精神的基础上时，批评的意见就意味着是攻击组群凝聚力的根源。随着社会层叠和极化效应的发生，人们依赖于周围人的意见，而不会将本来已有的有用资料拿出来分享，团体迷思的问题就发生了。”这种错误可能会因为一个控制性强的头领的影响而加剧。

1972年提出团体迷思概念的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认为没有人能幸免于此，他在自己里程碑式的论文中写道：“可能每个决策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会不自觉地受到他人影响。”

组群心理学的应用

人们总认为自己是处在理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任由社会环境所摆布。现在，既然知道了人们是按照组群心理学来行事的，为避免极化效应的出现，我们就应该阻止意见一致的人形成孤立的小团体，还要鼓励意见相左的人们畅所欲言。

意识到极端主义小组通常是由兴趣、政治观念、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人员所组成的，这有时可以为反恐等行为提供帮助。密歇根大学的斯哥特·阿川说：“如果我找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成员，我就要继续找出他吃的食物和他穿的衣服。”因为恐怖分子同伙可能具有相似的喜好。根据这一点，阿川与法医精神病学家马克·萨格曼建立了欧洲和亚洲的杰哈迪恐怖分子成员数据库，记录了诸如家庭背景和朋友等资料。

另外一个要了解的就是广泛的社会环境会影响到组群的决定。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汤姆·菲思兹恩斯基发现，通过让人们确信他们国家的公共舆论反对自杀式袭击，他能够改变那些有自杀式袭击倾向的伊朗学生的态度。

按照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克立阜·斯多特的观点，足球流氓的行为也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斯多特在2004年葡萄牙举办的欧洲锦标赛上担任警方的顾问。他发现，球迷的好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警察如何对待他们的影响，于是他建议这一年欧洲锦标赛上几场比赛保持低调的警政，结果是，这些球迷一直保持了自我管辖并采取不典型的有序态度。

纪姆巴窦也指出了组群心理学中积极的一面。他最近的研究涉及到英雄如何出世的问题，并发现，人们普遍容易在集团的影响下完成邪恶的行为，但在伙伴的压力下，我们同样也能干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