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说：不自由，勿宁死！

实验说：非理性的人类还是需要规矩的制约的。

也许因为厌烦了社会中的条条框框，人类总幻想存在一个乌托邦，那里的人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自觉做贡献，任何法规限令都是不必要的。但回到现实，情况是，只要没有规则限制，那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就会想方设法占便宜，并由此搅乱整个社会秩序，结果大家都玩不下去。所以，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不管发达城市还是原始部落，都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公地悲剧

有一个理论叫做“公地悲剧”（嗯……不是那个工地上出现的事故悲剧），其核心意思是，如果公共资源被人们无限制地使用，后果就是华丽丽的杯具——想想你大学寝室的厕所，或者合租的公共厨房吧。各人自扫门前雪当然是没有问题，可公共领域该怎么办？

湖鱼悲剧

假想你和另外3个人发现了一片大湖，湖里有很多鱼，足够你们4个吃一辈子。作为唯一知道大湖存在的人，你们协商决定，每次打捞的鱼仅限于自己够吃的数量，不能多捞，就像自助餐一样。

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另外3人中的A，每次打起的鱼都特别多，原来他偷偷把多打的鱼拿去卖了。过了几天，A换了一根昂贵的高级鱼竿！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多打鱼拿去卖，然后买高级鱼竿，甚至买一条船都没问题；或者你可以找到A，说小子你的丑行被我发现了，要不咱哥儿俩一起干；或者你们4个再开个会，取消那个什么限渔令，每个人想打多少就打多少；或者你还可以发个消息到围脖，告诉大家“这儿有个大湖，鱼多，速来”。但湖再大，鱼再多，也经不起这么过度捕捞。无论选择以上的哪一种方式，湖里的鱼过不了多久都会被捞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假装没看见，让A继续他的勾当，你们3个则照旧按原本的约定捕鱼，这样湖里的鱼也够你们吃的。不过这样就让A占便宜了。而我们对这种喜欢占小便宜的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要让他占了便宜，咱们还按照原本规矩来，那不是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吗？这样一来，大家都比着便宜去了，没人愿意吃亏，最终湖里的鱼还是悲剧。

大锅饭悲剧

我们再来看一种叫做“大锅饭”的游戏（Public good game）。玩法是几个人围坐一桌，每个人分到固定数量的钱。游戏开始，每人都可以把任意数量的钱放到桌上的“公共基金”里。所有人把钱投入“公共基金”后，“公共基金”里的钱便增值为原来的2倍，然后再将增值后的基金全部平分给桌前的每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一共有10个人，给每个人2块钱，他们都将2块钱全部放进这个公共基金里，基金里就有20块钱，经过神奇的增值后变成40块钱，再平分给这10个人，每人都可以拿到4块。

在这个游戏中，对大家最有利的方案当然是每个人都把手上的钱全部放进公共基金，这样增值的钱最多，每个人平分的钱也最多。然而，有人突然发现，如果自己不往公共基金里投钱或者投很少的钱，其实也一样能有好处。比如说，10个人中，有9个都往基金里贡献了2块钱，而其中1人一分钱都没投。结果是每个人最后都可以拿到3.6元。一分钱没出，还得到了3.6元，前后一算共有5块 6，这便宜真是占大了。

如果游戏中每个人投多少钱都是透明的，其他人都可以看见，基金里的钱一开始会比较多，因为人们都不愿意背上“小气鬼”的名声。然而，随着游戏一轮轮地进行，慢慢就开始有了一些投机取巧的行为，随后这种行为会蔓延开来。你敢只投1块，我就敢只投5毛。你们都不出钱，就我一人出，当我傻吗？ 游戏这样玩下去的结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好处，最后根本没人往公共基金里投钱了，基金最终只能黯然破产。

但是，假如游戏开始前，大家商量好惩罚规则，对于投机取巧的行为进行严打，比如发现谁给的钱太少，就立刻将此人手上的钱没收充公，并且取消他下一轮得到分红的资格。此法一出，效果立竿见影。占小便宜的人不见了，人人都出力，人人都受益。

如果不是惩罚那些表现消极的玩家，而是奖励积极为集体做贡献的好玩家，结果怎么样呢？也许有些人会因为对奖励感兴趣而更加积极，但由于没有惩罚能阻止蹭吃蹭喝者的横行，公共基金仍逃不过破产的命运。

有规矩，不悲剧

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公共基金的破产仅仅是因为出现了个别贪小便宜的人。实际上，即使有少部分这样的人存在，只要大多数人依旧按照游戏规则为集体做贡献，大家依然可以获得好处。而人们宁可让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来得慢一点，也绝不让小人占了便宜（起码不能让他一个人占便宜），以至于最终所有和尚都没水喝。

Dan Ariely在《你肯定会犯二》（Predictably irrational，偏不叫《怪诞行为学》）中说，如果人类能做到完全理性的话，一个仅基于供求关系、没有外部调控的自由市场是可以运转良好的。但实际上人类离完全理性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现实中，必须有完备的法规限制人的行为，才能保证市场的良好运行。

原文 The Public Good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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