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 斯隆· 威尔逊是宾汉姆顿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是对20世纪70年代群体选择理论遭受的检验、证伪与驱逐对待最为激进的反对者。他花了30年的时间来验证群体选择理论的正确性。他用数学证明证实了在早期人类社会的特殊条件下，基因群体选择确实有存在的可能。他历尽艰辛，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查阅了许多宗教的历史，想找出这些宗教是否提供了群体选择所需的特殊条件。 [15]

威尔逊最为卓越的成就是融合了社会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达尔文与涂尔干的学说。威尔逊表明了他们是如何令对方完整的。他从达尔文群体选择导致的道德进化开始，注意到达尔文对搭便车问题的关注。然后他看到涂尔干对宗教的定义，认为宗教作为“信仰与仪轨的统一体系”，将人们结合到“一个道德共同体”中去。如果涂尔干是正确的，宗教创建了一个像有机体一样运作的有凝聚力的群体，那么这也支持了达尔文的假设：群体选择可以形成部落道德。如果达尔文是正确的，我们是包括群体选择在内的多层次选择的产物，那么这也支持了涂尔干的假设：我们是双重人，（经过自然选择）被设计为在低（个体）层次与高（群体）层次间摇摆不定。

在他的著作《达尔文的大教堂》（Darwin’s Cathedral ）中，威尔逊列举了宗教帮助群体凝固成员、分工合作并且蓬勃发展的方式。 [16] 他展示了在16世纪的日内瓦，约翰· 加尔文（John Calvin）是如何发展出基督教新派系的，这种加尔文教派会抑制搭便车行为、促进互信与贸易，与新教相比，它更为严苛。威尔逊还表明了在中世纪，犹太教是如何建立起“外人莫入，内部莫出的文化堡垒”的。不过其中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当属巴厘岛的水神庙，在荷兰殖民者入侵前的数年间，当地种稻米的农户都会到水神庙拜祭。

稻米的种植与其他农业耕种不同。种植稻米需要先修建好大型的灌溉稻田，这样在播种季节人们才能在正确的时候将水排出与填满。整个巴厘岛有上百个这样的灌溉系统。巴厘岛上有一座很高的火山，雨水从山的一侧向下流，流入软火山岩带的溪流与小河。数百年来，巴厘人在山坡上修建了大量的梯田水池，还精心设计了用于灌溉的引水渠与隧道，有些引水渠与隧道可在地下将水运输至千米之外。在整套运输系统的顶端，在那座火山顶上，巴厘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神庙来表达自己对水之女神的崇敬。他们从孩童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将其培养为全职祭司，神庙中还有一位大祭司，被认为是女神在俗世的代表。

在巴厘岛，社会组织的最低单位是苏巴克（subak），苏巴克是指由几个大家族组成的民主议事团体。每一个苏巴克都建有自己的小神庙，供奉着自己的神明，并且在稻田辛勤劳作时也会或多或少地相互合作。但是，在一开始，苏巴克是如何聚集到一起构建成系统的呢？他们是如何维持到现在，对水源的使用公平分配并且保持对水源的可持续利用呢？众所周知，这些困境（人们共享一个共有资源还不能将其耗费殆尽）是非常难解决的。

这个社会工程问题有个巧妙的宗教性解答，巴厘人在灌溉系统的每个分岔点修建了一座小神庙。神庙中的神明将下游的所有苏巴克统一成对神膜拜的共同体，使得每个苏巴克可以更加友好地解决争端。在水资源的零和分配中，非常容易滋生作弊与欺骗行为，而这样的调解手段可以将这种弊端最小化。整套系统涉及几百平方公里，使得数千农民不必靠中央政府、监督人员与公立法庭就能够团结合作。这套系统高效运转，即使是荷兰人——自诩为专业水文工作者，也没找到需要优化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理解融入这套系统的上百位神灵与上百座神庙？它们仅仅是我们为其他目的发展出的心理系统的副产品吗？它们是道金斯所说的“又耗财又费时……适得其反的宗教性错觉”吗？不。我认为，最好将这些神理解为五月柱。

想象一下，你正看着一个头戴花饰，手拿彩带一端，按照顺时针跳舞的姑娘。彩带的另一端系在一个高高的杆子上。她围着杆子一直在转圈，不过不是简单地绕着圈跳舞。姑娘在转圈时会不时地靠近或远离杆子，左右摇摆。单看她一人，会完全不知她所舞为何，也许是在怀想踏上自杀之路的发疯的奥菲利亚。不过，有5个姑娘和她一起跳，还有6个小伙子在逆时针跳着同样的舞步，这便是五月柱舞了，如图11—3所示。随着人们交错而过、前后摆动，绕柱的彩带波动起伏就像一种管状织物。五月柱舞象征性地演绎出了社会生活的一大重要神迹：合众为一。

五月柱舞似乎起源于基督教纪元以前的欧洲北部，直到今日仍作为五朔节的常规活动存在于德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过不管它究竟起源于哪里，五月柱舞都是一个符合威尔逊宗教定义中神所扮演角色的绝佳隐喻。神（就像五月柱）是将环绕在它周围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共同体所使用的工具。一旦彼此相连，共同体就能高效运转起来。正如威尔逊所说：“宗教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帮助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的人们凝聚成一体。”

按照威尔逊的定义，这种行为已经存在了几万年。不必再关注站在道德制高点，用惩罚通奸的雷电将人们连在一起的神明了；甚至也不需要采猎人那些可以增加信任与凝聚力的善变的神灵了。比如，康族人（！Kung）信奉全能的天空之神格瓦（//Gauwa）与死亡之神格瓦斯（//gauwasi）（！与//代表一种打击音节）。这些超自然体不会给出任何的道德指引，不会褒奖善举，也不会惩罚罪恶，它们只是简单地任由事情发生。今天你打猎收获颇丰，是因为神在帮助你，明天出行被蛇咬，是因为神转而厌恶你。这种超自然体是高度敏感的媒介探测器在实际应用中的完美范例：明明什么都没有，人们仍旧察觉到媒介的存在。

然而，即使是这样有时很邪恶的神明，在康族人主要的宗教仪式“治愈之舞”中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洛娜· 马歇尔（Lorna Marshall）描述道：

人们主动地凝聚到一起来抵御外部的邪恶力量……舞蹈将每个人聚拢起来……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是何心情；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关系和睦，所有人成为一个整体，一起唱歌，一起拍手，跟随着音乐舞动，不管是跺脚还是拍手，都惊人的一致。任何话语都不会令他们分开；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灵魂与身体一起舞动，凝聚为一体让他们充满活力、倍感欢愉。

我觉得康族人在弗吉尼亚大学橄榄球比赛上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如果在走出非洲之前，人类群体已经有了类似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能够提高群体的存活率，那么，说在这5万多年间，没有基因与文化的共同进化，没有心理模块与社会仪轨的相互调和，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特别是，副产品模块的基因丝毫未变得停滞不前，而我们其他的基因却开始高速变化，在全新世达到遗传变异的巅峰，而全新世恰恰是神灵变得更强大、更有道德感的时期。如果数千年来，宗教行为对个体与群体都有着稳定不变的重要意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对神信仰的正义之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基因与文化的共同进化，并且我们据此创建了道德的共同体。

在《信仰的本能》（The Faith Instinct ）一书中，科学作家尼古拉斯· 韦德（Nicholas Wade）回顾了史前宗教的仪式仪轨，并为威尔逊的宗教理论背书。他指出，在个体与群体内部其他缺少宗教信仰的个体竞争时，很难说这些古老的仪轨有什么帮助，但是这些仪轨在群体与其他群体竞争时有着显著优势。他将群体选择的逻辑清晰地总结出来：

从属于这样社会（虔诚且有凝聚力）的成员有着更高的存活率与生殖率，而凝聚力不强的群体则有可能被敌人完全征服或因内部分歧而消失。对全人类而言，随着更少凝聚力团体的灭亡与更团结群体的兴旺，促进宗教行为的基因在每一代中有可能更为普遍。

总而言之，神与宗教都是为群体归属性与信仰而产生的群体适应性。就像五月柱与蜂巢，它们是为群体成员而生，又在群体中负责组织活动。它们就是威廉斯所说的在群体层次上发挥选择作用的群体适应性。群体选择的发展非常迅速（就像经由群体选择，在几代之内就变得非常温顺的母鸡）。 [17] 10 000年，对于发生基因与文化的共同进化，包括一些遗传变异，时间非常充裕。而50 000年，对于基因、大脑、群体与宗教共同进化至紧密交织来说，时间也绰绰有余。

这种威尔逊式解答与先前提到的纯粹副产品理论截然不同。在威尔逊的解释中，人类心理与人类宗教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年间是共同进化的（就像蜜蜂与蜂巢）。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就不能寄希望于将宗教轻易地从人类生活中驱逐出去。当然，人类可以而且有能力放弃一些有组织的宗教，这个过程就是近些年来的文化创新。但是，即便是对宗教全盘否定的人士，也不能动摇图11—2中提到的宗教心理基础：行为、信仰与归属三者相连。让人们抛弃所有形式的神圣归属感，生活在一个绝对“理性”信仰的世界，就像让人们放弃地球，生活在环绕月球的殖民星球上。这有可能实现，但却需要大量精确细致的工程设计，而那些殖民者的后裔，在10代之后，也许会发觉他们对于地心引力与青草绿叶的原始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