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相信业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不仅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内化进入了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而且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的强化,成为了群体文化伦理的一部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如此的观念在4岁孩子身上就已经存在了。
4岁儿童的业报观
2016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Konika Banerjee和Paul Bloom做了一项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想知道,儿童是否有业报观,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为此,他们招募了20名4~6岁的儿童,并进行单独的测试。
研究者告诉孩子,如果一枚随机晃动的硬币落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将得到一个超酷玩具。然后,研究人员会给孩子们一些贴纸,以感谢他们的参与。
在硬币随机晃动之前,研究者告诉孩子,还有两个孩子也在玩这个游戏,一个人孩子孩子把他的贴纸交给了贫困的孩子,因为他认为这样会增加他赢得玩具的机会;另一个孩子把贴纸扔进垃圾箱,因为她认为这也会增加他赢得玩具的机会。
然后实验者问孩子,哪个孩子的做法是正确的呢?并且在硬币晃动时间,给孩子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的贴纸扔进测试室里的捐助箱或垃圾箱。(如下图所示)
http://doi.org/gbt93c
结果显示,在45%尝试投贴纸的孩子中,89%的孩子尝试了业报的策略,11%的孩子尝试了垃圾箱策略。这和孩子是否来自宗教家庭无关。
研究人员认为,幼儿抱有这种因果报应信念,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身上发生好事的几率不仅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些好事,而且还增加了世界上其他人做好事的几率。
Banerjee和Bloom认为这种信念大体上是正确的,即如果你帮助某人,他们很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回报。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将推论和期望从社会领域过度扩展到非社会领域”的又一个例子。类似于我们会轻易地将意义和目的归因于无生命的世界,例如,我们会认为树木可以制造动物可以呼吸的氧气。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这样的直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这样一种信念,即,“世界是公正的”。当我们秉持“世界是公正的”信念的时候,会认为人们的脆弱和痛苦是命运的果业;相应的,世界也会奖励那些做好事的人。
那么,这样的正义信念会有怎样的不幸后果呢?
Melvin Lerner和Carolyn Simmons在一个类似于Milgram的电击实验中展示因果报应的负面影响。
Lerner, M. J., & Simmons, C. H. (1966).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203-210.http://dx.doi.org/10.1037/h0023562在这个实验中,一名女性学习者因为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而遭受到了电击惩罚,随后,当其他女性参与者们听说她们会看见这位女性再次遭受电击时,她们会认为她不太讨人喜欢,尤其是她们感到无力减少这种痛苦时,这种观念会更强烈。
想当然地贬低这个女人,会让她们觉得她的命运并不那么糟糕。打那以后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愿意责备穷人,强奸受害者,艾滋病患者和其他人的命运,这样就保护了我们认为世界是公正的信念。
相同或相似的扩展这种观念,就不难理解,中产阶级对富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积极态度的原因了。因为富人在过去的表现很积极,只要你和流行的知识精英站在一起,就会得到你应得的,而且对富人的内隐尊重会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你的内心。
或许,如此的业报观可以解释为什么家长会狠心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杨永信的13号治疗室,让自己的孩子接受非人的残害。或许,这些父母认为,不听话的“网络成瘾”孩子不值得拥有正规的治疗,他们受的这些苦,是自己的报应。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母亲在听到自己的孩子在遭受电击惨叫时,会在外面大声喊叫“电死他!”。
无论是实验室里被贬低的女性,还是被虐待的孩子,如此的“业报公正观”让人们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因此,相信因果报应,是人性之中不为人知的一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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