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12期的《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让人揪心，它调查了美国加州城市的硅谷城市——帕罗奥图（Palo Alto）中青少的自杀问题，并质问“为什么这么多看起来前景光明的孩子要自杀？”

调查说，表面上看，这些孩子光鲜亮丽：他们开车上学、成绩优异、医疗有保障，总之他们似乎前途无量。但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问题少年”。在这个城市，青少年酗酒、吸毒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抑郁症和焦虑症困扰的学生比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到三倍。

在帕罗奥图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看来，诸如冈恩（Gunn）之类的精英高中学校已经成了著名的“自杀学校”。截至今年三月，已有42名冈恩的学生因产生自杀念头而住院或接受心理干预。去年11月，一名叫Cameron Lee的学生的自杀震惊了学校和社区，而最近的一名轻生的学生是Byron Zhu。自杀的青少年中，亚裔男性占多数，过去学年中死亡的三个男生多少都有一些亚洲血统。

据《大西洋月刊》调查，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想在美国的富裕阶层获得一席之地，竞争变得极端残酷，竞争带来压力，一方面来自父母和老师，这些学生“内化了家长的忧虑，不知道如何冲破樊篱”，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自己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也要表现优异，种种压力让这些孩子感到身心交瘁。

由于某种成功似乎指日可待，这些父母觉得他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它。耶鲁大学心理系的Suniya Luthar把这种这种现象称为“我可以，所以我必须这么做。”她指出，中产阶级的孩子，人们一般并不并指望他们应该去斯坦福或年收入达20万美元。“如果我从来没有到过月球，为什么会希望我的孩子到那里去？”

Luthar发现的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也许更令人吃惊：生活富足的孩子们感受到了与他们父母的疏离。Luthar指出，在富裕的社区，她研究的孩子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比那些极度贫困家庭的孩子那样得到更多的关爱。

进入大学机会的稀缺导致父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更早地开始帮助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另一个不安的消息是，教育再也无力打破固化的阶层了。今年初，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出版了新书《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揭示了当代美国生活的一个“丑陋的现实”，即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已非个人奋斗，而是其所在的社会阶层。从家庭、家教、学校、社区各方面，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已变得相当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