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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墙纸》:19世纪女性如何对抗心理疾患?

《黄色墙纸》:19世纪女性如何对抗心理疾患?参考消息网

那些表达了政治野心(选举权改革者)、或是充当男性角色并且挑战女性着装规范(新女性)、或是追求高等教育和创造性生活——甚至读过太多小说的女性……都可能被指责蔑视女性公约,并将自己置于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之中。

《黄色墙纸》:19世纪女性如何对抗心理疾患?吉尔曼与小说《黄色墙纸》

英国对话杂志网站2月27日刊登了题为《<黄色墙纸>:一部关于19世纪神经衰弱和女性“静养疗法”的短篇小说》的文章,作者为希拉里·马兰,以下为文章摘要: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写道:“这些神经紧张的烦恼令人非常沮丧。”尽管后来是作为一名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而不是作为一名小说家获得认可,但是吉尔曼最为人熟知的还是这部1892年发表的、简短而杰出的作品。

《黄色墙纸》令读者了解到关于19世纪末美国女性的健康、孕产、精神崩溃和治疗状况,以及女性主义和性别关系。尽管很多细节都有所变化,这个故事是半自传体的,借鉴了吉尔曼自身的健康危机,特别是她与赛拉斯·韦尔·米切尔博士——因为内战中的从医经历而赢得了治疗神经衰弱的声誉,他在1886年被请来治疗与吉尔曼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吉尔曼自己的话说,他令她“精神痛苦”,之后她拒绝了他的治疗并且再次开始写作。

吉尔曼的这部短篇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故事。叙述者被她的医生丈夫带到乡间的一个避暑地,以从她“暂时的神经性抑郁——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倾向”中恢复。在那里,她休息,服用补药,吹风和运动——而且在康复之前被绝对禁止从事脑力工作。这座房子是“古怪的”,早已被废弃,而且是孤立的。她的丈夫选作他们卧室的房间虽然宽敞、通风而且明亮,但是窗户上却订上了栅栏,并且配有一张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的床。墙纸被撕裂,地板上有刮痕,有的地方被凿开。叙述者猜想,这里或许曾经是一个保育室或游戏室。

这个房间的墙纸——一种“令人讨厌”“像是焖烧的显得不太干净的黄色”,配着“几乎犯了每一宗艺术罪的蔓延的俗丽的花纹”——构成整个故事的核心。叙述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个房间里接受照顾——而且经常被一个人留在这里,读书,尝试写作(尽管她指出,这其中涉及的诡计令她厌烦),她越来越多地盯着墙纸看,感觉其开始呈现出属于一种自己的生命力。

神经衰落

《黄色墙纸》阐述了在19世纪末作为一名有雄心的女性所面临的挑战。

这个故事突出了19世纪的许多女性面临的困境:所有女性因为生理上的弱势和生殖周期的原因都被医生视为容易健康状况不佳和精神崩溃,那些富有创造力和充满野心的女性则被认为风险更大。

主角可能罹患了产后精神病,这是一种19世纪早期被定义的严重精神疾病,医生声称这种疾病是由于分娩的心力交瘁而引发的。这种病症引起了精神病学家和产科医生的兴趣,对其的治疗包括安抚神经系统和重新恢复患者的力量。吉尔曼在1935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在她的女儿出生之后,“极度的疲惫感……绝对的无力感和绝望的痛苦”令她去咨询米切尔博士。

这部小说也可以被看做是对于神经衰弱的一个丰富的记录,这是一种米切尔在他1871年的著作《疲劳与折磨》一书中首次定义的疾病。19世纪末期,无休止的工作据称毁了美国公民的心理健康。据报道,女性因为渴望承担不适合其性别的角色,包括高等教育和政治活动,而将自己置于精神崩溃的风险之中。米切尔总结说,“在城市长大”的女性可能较为缺乏充分履行母亲身份的自然机能。

吉尔曼接受了米切尔设计的“静养疗法”的治疗,和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像婴儿一样,她被定时喂药、吃饭,而且特别被要求休息。米切尔要求吉尔曼尽可能的过居家生活,以及,“只要活着,永远不要碰钢笔、画笔或铅笔”。

从壁纸逃脱

墙纸日益以其“邪恶的影响”令叙述者无法释怀。墙纸背后模糊的形状变得日益清晰,有时是很多女性,有时是一个,在花纹后面躬身潜行。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利用其丈夫不在家的机会锁上房门,撕掉了墙纸,那些女性现在悄悄地爬进了花园。她说:“我想知道她们是否像我一样都从墙纸里出来了?”她的丈夫在开门时崩溃了,叙述者宣称:

“我终于出来了……再也不能把我弄回去了。这个人为什么昏过去了?但是他昏倒了,正挡在我的路上,这样我不得不每次都从他身上爬过去!”

她的“逃离”究竟是她的救赎,还是她终于疯了?这留给读者们自己得出结论。

尽管所有女性都被看做是脆弱的,但是那些表达了政治野心(选举权改革者)、或是充当男性角色并且挑战女性着装规范(新女性)、或是追求高等教育和创造性生活——甚至读过太多小说的女性……都可能被指责蔑视女性公约,并将自己置于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之中。

因为对吉尔曼的治疗以及她后来对此的描述,米切尔臭名昭著,他很可能误诊了她,或是认为她的知性探索太过于自省。

然而,历史性研究也指出,一些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可能帮助形成了自己的诊断结果,或是利用自己的疾病来逃避让她们感觉不悦或是繁重的家庭义务。并非所有的医生都会指责女性的雄心壮志——许多人都主张女性应当追求更全面的生活方式,兼顾自己的身心健康与家庭角色。米切尔在治疗某些患者——包括批评家和历史学家阿梅莉娅·盖尔·梅森和作家莎拉·巴特勒·威斯特——时,都根据她们的生活方式量身订制了治疗方案,米切尔鼓励她们的知性和创造性探索。

吉尔曼的离婚诉讼于《黄色墙纸》发表的同年开始,离婚案件在当时如此罕见,以至于在各种美国报纸上这件事都被宣称是一桩“丑闻”,她也日益活跃于女性运动之中。

几年后在一篇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文章中,吉尔曼描述了这本书是如何写作以庆祝她从彻底的精神崩溃中侥幸逃脱的。她将文章的复印件发给了米切尔,但是没有收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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