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对公正的看法，并非来自他们实际获得的价值，而是来源于所得与期待的比较。如果我已经拥有很多，但预期的更多，我会觉得待遇不公。如果得到很少，但预期也很少，结果就会显得公正。

剥夺的相对性

现实情况是，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社会比较决定了人们的预期结果：如果其他人拥有的比我多，我会觉得被剥夺了。但是，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被剥夺了，我就不觉得那么坏了。因此，被剥夺的体验是相对的。

几年前，印度上等种姓的年轻人陷入了一股自杀浪潮，以此来抗议政府向下等种姓开放更多就业机会的计划。客观地来看，尽管该计划仅仅是为了帮助那些弱势种姓，刹帝利和吠舍。这些上等种姓仍然生活得很好，那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族也没有失去财富或地位的危险。然而，他们的种姓正在失去相对下等种姓的优越感，这样一种感知所创造的相对被剥夺感，足以促使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这样一种抗议。

可见，想要动权贵的奶酪，有多难。

同样，对三胎政策最有意见的，可能就是刚刚步入中产的阶层，他们会认为富人和穷人多生的孩子会抢占他们的社会资源，担心自己失去优越感。

类似这样的事件，使得研究者将相对剥夺分为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两种情况。

群体的被剥夺感

群体剥夺源于一个内群体的成果与一个外群体进行的比较，特别是与那些更有优势的外群体进行比较。和个人剥夺相比，群体剥夺在种族认同方面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弱势群体成员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群体层面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都会产生较强的歧视知觉。

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会感受到来自其他群体的高度歧视。

个体的被剥夺感

然而，在被问及个人是否因其群体而受到歧视时，同一个体所感受到的歧视程度便显著较低，这便是个人与社会歧视感知的明显不同。

针对一个群体的歧视/不公感和渴望社会变革方面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因此，人们只有在扮演其社会身份时，才愿意为了群体福利和利益而发起或参与集体行动。对社会身份的认同通常也会影响社会正义观念和正义动机。研究证据表明，群体认同限制了人们对分配公平的关注范围。

例如，文策尔发现，只有那些对“德国”这一国家概念怀有强烈的身份认同的东德人和西德人，才有可能关注覆盖全德国地域（东部和西部）的平等权利。

同样，泰勒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一个高度认同群体/组织的个人更有可能服从权威并关心程序公正。

与人际情境下相比，群际情境下的个体似乎不太关心针对外群体行为的分配或程序公正。当内群体身份被激活时，这种公平和正义规则的转变便会在群际歧视的判断中发挥重要作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