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着暴力和愤怒的语言支配着我们。要打败它，我们必须学会不做出同样的回应。

民主死亡的螺旋在世界各地上演。

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弹丸之地的香港，当蛊惑人心的政客开启了愤怒的潘多拉魔盒，发热的头脑在无知的愤怒趋势下陷入了致命死循环，四处蔓延的暴力行为阻碍了公众的生活，以至于玷污了最初的理性对话。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群政治投机客利用攻击性、谎言和愤怒淹没理性的辩论。但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来，还没有这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

许多其他人发现，数字时代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愤怒和误解通过社交媒体的推文、发帖机器人和秘密资助的政治广告蔓延到现实生活中。

如今，政客和评论员口无遮拦讲述的暴力语言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英国，约翰逊嘲笑被谋杀的议员Jo Cox。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谈到公务员话题时承诺“一旦英国脱欧，我们会把刀子递给他们”。

他们都应该知道，暴力语言是暴力的许可证。但这些言论似乎完美无缺的引发了不理智的攻击。

民众现在必须从这场噩梦中醒来，赶走制造危机的人，恢复我们安全所依赖的和平、理性的对话。不幸的是，解决办法可能并不像那样简单。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几个有趣研究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威胁和压力很可能是自我感受向外的投射和延续。当我们感觉到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大脑就越可能被身不由己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以及不加思索的无脑反应淹没。

神经科学家Stephen Porges和Gregory Lewis描述这些现象中最奇怪的效应。他们发现，当我们感到威胁时，我们无法听到平静、对话的声音。当我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中耳的肌肉就会收缩，产生像收紧鼓膜一样的效果。这就隔离了深层的背景声音，让我们能够将听到的频率调谐到普通人类语言所使用的频率之上。

但当我们感到受到威胁时，紧张的大脑需要我们听深层的背景噪音（轰鸣、吼叫、爪子刨土的声音或马蹄急促的哒哒声音、雷声、山洪潮汐的隆隆声）。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正是这些声音预示了危险。因此，在危险状态下，中耳肌肉就会放松，从而阻断了交谈的频率。

在政治环境下，如果人们对我们大喊大叫，那么，身体就会将温和的声音排除在外，不去聆听这些话语。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大声喊叫才能被听到，这加大了压力和威胁的程度。

当我们感到威胁特别大，或者特别愤怒时，就会出现战斗或逃跑的应激反应，这些反应压倒了我们的理性能力——心理学家称之为杏仁核劫持（amygdala hijack）现象。位于大脑底部的杏仁核负责传递强烈的情绪信号，这些信号可以覆盖前额叶皮层，从而阻止我们做出理性的决定。如果我们无理由的大发雷霆、说一些愚蠢的话，就会引发他人杏仁核劫持。社交媒体中的愤怒传递，大致就是这样运作的。

当我们感到不安全时，陷入疯狂的我们会想要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这种非理智的反应反而加剧这些情况。心理学家将安全称为经典的“缺陷的价值（deficit value）”：当我们感觉到它有缺陷时，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就会上升，并且将其他价值拒之门外。如此这般，反而会让那些给我们制造不安全感的人表现的更想是“强者”，我们会在他们制造的混乱中寻求庇护。

我们怀疑煽动者（或者他们的幕后主使）明白他们的勾当。无论是本能的还是明确的，他们明白我们非理性应对威胁的方式，并且他们知道，要想让自己获得胜利，他们必须阻止我们思考。为什么香港的混乱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是正是因为混乱产生的压力和威胁反应，才是他所依赖的。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个螺旋，它会把我们拖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香港中大校长段祟智与学生的对话会时，被乱港分子用绿色镭射笔照射。

那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我们如何在不引发威胁反应的情况下讨论真正令人担忧的局势，例如经济下滑、高起的房价？科学告诉我们，首当其冲的是：尊重每个人。最愚蠢的拯救乱局的方式就是刺激对手的情绪。

无论对方多么无礼，都不要卷入吼叫比赛。不要让对方制造的愤怒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谈话带回到你想讨论的话题上。我们应该仿效格雷塔·桑伯格对她所面对的肮脏浪潮作出反应时所表现出的平静的力量：“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仇恨者一如既往地活跃着——追逐着我、我的容貌、我的衣服、我的行为和我的差异……但不要浪费时间给他们更多的关注。”

德国“反抗灭绝”组织在研究了其他政治运动的成功或失败之后制定了一个激进主义协议，看起来像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心理学模型——它利用幽默来转移攻击性；散发传单解释这一行动；并为破坏行为道歉；训练激进分子抵制挑衅；并举办缓和冲突研讨会；教人们将潜在的对抗转化为合理的对话。它敦促“积极尊重”所有人，包括警察。

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对话空间，尝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听到其他声音的公民空间。正如神经学家Stephen Porges的另一篇论文所指出的，在我们还没有感到安全之前，我们的大脑不允许我们对他人发慈悲。创造探讨分歧的平静的空间，是朝着重建理性对话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有这些听起来像是常识。但是，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些机制在什么时候会不知不觉的正在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服务。打破非理性螺旋，意味着我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思考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