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禁忌”有很多种表现形式。192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儿科医生贝拉・希克（Bela Schick）发表了他在维也纳工作时记录的临床观察结果：他让一位正来例假的女性插花，结果花朵很快就枯萎了；他还比较了几位女性做的面包的大小，结果发现处于经期的女性发的面团比别人的小了22%。希克由此认为，经血中含有一种毒素。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声称这是“经毒”。他们把经血注入到动物身体，然后观察影响。其中一些动物死了，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经血样本中携带了细菌和其他污染物。这些实验并没有带来多少可信的结果，但可以看出，经血含有神秘甚至危险成分的观念，一直存在于科学文献和我们的文化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有关月经研究的重点几乎转向了如何防止意外怀孕上。1923年，社会活动家、护士以及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写道：“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避孕即解放。”1951年，桑格认识了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的生理学家，后者做了当时第一例兔子体外受精的实验。在桑格的持续资助下，平卡斯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研发调整月经周期的合成激素。波士顿的妇产科医生约翰・洛克（John Rock）加入了平卡斯的团队，协助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在初期试验中，波士顿和周边地区共有近60名女性参与。随后，平卡斯和洛克来到波多黎各，在那里开展了首次大规模临床试验。他们招募了265位当地的妇女，她们中穷人居多，文化程度低，还没法理解“知情同意”的含义。22%的受试者在出现恶心、头晕、头痛和呕吐等副作用后，退出了试验。这项试验的医学主管认为，这种药物会引起太多副作用，还无法被广泛接受。尽管如此，这款药最终还是上市了——1960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平卡斯研发的药物为首个口服避孕药。

很多人称赞这款药物是一次巨大的突破。美国东华盛顿大学从事女性与性别研究的伊丽莎白基斯林（Elizabeth Kissling）指出，“这是人类第一次将性与生育分来，并且是女性可以掌控的。”过高估计避孕药给女性带来的自由也不合理，毕竟，她们的生育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男性决定的。但，自由意味着代价。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很多女性服用这款避孕药后，都出现了波多黎各试验所记录的症状。尽管口服避孕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多次调整配方，但对于许多服用者来说，副作用的问题一直没有消除，而且乳腺癌、血栓和中风的风险也可能升高。基斯林解释说，桑格、平卡斯和洛克在为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时候，似乎忽视了抑制月经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科学家当初在研究控制月经的方法时，还没弄明白月经为什么要那样运行。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科学家才真正开始着眼于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月经？演化生物学家贝弗利·斯特拉斯曼（Beverly I. Strassmann）在本科时期写过一篇论文，讨论没有明显征兆的排卵期如何让男性更多参与后代的抚养。（女性的排卵期或多或少是隐性的，因此会巩固科学家所说的“一夫一妻制”：男性在性爱方面投入的精力会减少，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养育后代，维持他们的亲子关系。）斯特拉斯曼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她研究的一个原始部落里有一项习俗，女人例假期间，必须与其他成员分开，单独在一个小屋子里睡五个晚那他们是怎么看待月经的？斯特拉斯曼希望通过调查得到答案。

1986年，斯特拉斯曼来到马里，对多贡人（Dogon）开展调查。多贡是一个严格遵循传统，以种植小米为生的族群。信奉本土宗教的多贡人认为，经期妇女出现在家族大院里，会玷污宗教物品。之前，研究人员没有考虑过宗教信仰会如此深刻地影响生殖行为。尽管对于当代土著部落的研究仅能提供几千年前人类如何生活的蛛丝马迹，但斯特拉斯曼更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与月经相关的文化习俗由来已久，它也一直在发展，为更大的演化目标提供了支持。

在最初的调查中，斯特拉斯曼对这个部落如何使用“月经小屋”进行了将近三年的研究。她搜集了93位女性的尿液样本，测试激素水平，并对“月经小屋”的使用情况与经期的实际表现进行相关性分析。她还发现，大多数妇女在用过“月经小屋”之后，很快就怀孕了。尽管这一习俗表面上看是一种“月经隔离”，但小屋本身坐落于男人们使用的遮荫棚附近一从遮荫棚看去，小屋的情况一目了然。这样一来，“月经小屋”可以帮助她的丈夫和家人了解女性的生理状态，无论她是否乐意。（如前所述，女性在月经之后就进入了“受孕窗口期”。）

其他与月经有关的宗教习俗，比如正统犹太教将经期妇女送到浸礼池的净化仪式，也反映了男人希望了解女性生育状况的需求，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安排性生活的时间。尽管避孕药的出现意味着女性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状况，使这些习俗失去了实际意义，但禁忌仍在，“人们仍然认为，月经是女性必须隐晦或隔离的东西，”罗伯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