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背后的群体行为心理学Hannah Devlin 文 | 卫报Mints 编译

英国的体制和文化与中国不同，英国采取的政策也和我们不同。卫报这篇文章揭示了英国“群体免疫”政策背后不为人知的行为科学依据。

聚集在白金汉宫旁边观看卫兵换岗的公众，作为旁观者，人们可能对感染有着不同的看法。Photograph: Dominic Lipinski

流行病学家24小时不停地计算新冠病毒(Covid-19)的死亡率、传播性和其他生命统计数据。一个不同的专家组正在质疑探寻人类的心理在这场不断蔓延的流行病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英国政府的专家说，政府的最新政策（群体免疫政策）考虑到了人们的诸多行为因素。例如，有可能出现的防疫“疲劳”，即，公众的检疫依从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这一政策隐含的逻辑是：减少要求公众进行居家隔离的建议，可能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换取更多的合规行为。

这一政策还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孤独感，以及孤独时的诸多心理压力因素。（译注，和到处是人的中国国情不同，英国的高纬度、老龄化和低人口密度导致了英国人更普遍的孤独感。）

伦敦大学学院行为改变中心（Centre for behavior Change）主任、政府咨询小组（行为科学大流行性流感小组）成员Susan Michie教授表示，这些假设部分基于对以往疾病大流行期间人类行为的观察。

这些研究包括上个月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关于隔离对心理产生影响的速评，该评论发现，自我隔离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和公众愤怒。

该报告建议，没有明确截止期的不确定免疫（如实施的强制隔离免疫）有可能产生最负面的副作用，报告建议将免疫期限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向公众提供此类措施的明确理由。

其他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都柏林经济和社会研究所（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关于如何利用行为科学对抗冠状病毒的论文。研究发现，当隔离期无限延长，超出了最初的建议时间之后，就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士气，增加不服从行为。“因此，时间线的明确性和确定性的都很重要。”论文最后说。（这也可能是德国采取类似英国之政策的原因。论文概述见本文最后。）

柳叶刀文献全文阅读地址：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460-8/fulltext德国文献下载地址 https://www.esri.ie/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656.pdf

德国文献的综述

本文总结了行为科学对抗击COVID-19病毒爆发的有用证据。基于相关行为干预和危机研究的广泛文献检索。研究结果不仅对政府和公共当局有用，而且对组织、工作场所和家庭也有用。涉及七个问题：

1、有关洗手的证据表明，相关的教育和信息是不够的。在中心位置放置洗手液和彩色标牌（例如，直接在门外、餐厅入口、入口大厅和电梯大堂的中间）大大增加了使用量。所有组织和公共建筑都可以采用这种廉价有效的做法。

2、相比之下，我们缺乏减少面部接触的直接证据（译注，这应该是指西方的亲吻礼吧）。阐明新的可接受行为规范（如打喷嚏和咳嗽）并将纸巾放在手臂够得着的地方可能会有帮助。

3、隔离可能会造成一些痛苦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额外的服务。通过激活社交网络，制定具体的隔离计划，并熟悉隔离进程有帮助。这些支持是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试图避免必要的孤立。

4、当存在明确和频繁的沟通，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以及对那些不服从的人的社会不赞成的时候，对公众有益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高。这对语言、领导力和日常社交都有影响。

5、当局经常高估恐慌的风险，但要注意，不良行为是恐慌性购买关键物资以及仇外反应。传递这两种行为的社会不可接受性可能是集体策略的一部分。

6、证据表明，危机沟通与行为改变有关。除了迅速、诚实和信誉之外，有效的沟通还包括共情和促进有用的个人行为和决定。使用多个平台，以及为各种团体定制消息也很有好处。

7、风险认知很容易产生偏见。突出的特例或情绪化语言的使用会增加偏见。风险可能最好通过数字来传达，用范围来描述不确定性，强调中间的数字更有可能。规定一个最大值，例如“高达几千”，会使公众产生偏见。

防疫“疲劳”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自己的牺牲，比如感觉被关在家里，不能去见朋友，也不能去商场购物。

但对一些人来说，更严酷的现实会让范围更广的社会疏离措施（如意大利的措施）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提供社区一级的切实支持，并且让人们接受公共卫生建议至关重要。

Michie说：“在收入方面，有那么多社区的居民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家里很冷。我真的希望听到足够详细的计划。

居家隔离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负担

根据Michie的说法，政府使用的是能力、机会和动机行为(COM-B)改变模型。该模型指出，为了达到特定的期望行为，人们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机会和动机（capability opportunity motivation COM）。她说：“除非你具备这三个要素，否则不会产生预期的自我隔离行为。”

Michie说，这三和基本成分也可能相互关联。“如果政策公平，人们会接受失去的东西，并做出牺牲。人们从第一天起就有一份体面的病假工资，否则不平等就会变得更大，我们希望减少这种不平等，这样，人们就会觉得大家是一起共渡难关。”

Michie说，卫生部门为了评估当前流行病的公众舆论，每周都会对公众的态度和认识进行一次调查，并且听取行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意见。

她说：“这些调查结果送进了政府的决定之中。从调查来看，有些人很担心，有些人并没有那么担心，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们的真实行为混杂在一起。”

在公众矛盾心态的背景下，期待人们接受长期隔离可能是无效的。Michie说：“如果你越担心，就越有可能坚持下去。如果有一大群人不那么担心，同时又要求你做出相当大的牺牲，倘若这两样东西叠加在一起，防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政府可能也考虑到了自愿行为的变化，例如，有些（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企业允许人们在家工作。

Michie说：“改变正在我们社会的许多不同层面发生着。（这种群体免疫政策）太好了，因为我们会以一个整体行动。如果政府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就会积累怨恨，失去民意。”

Michie说，虽然她知道，一些心理学上的证据已经传递到了政府决策之中，但是，她和其他人希望这些证据的基础更加透明度。

她说：“如果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英国不打算取消以后的大型活动等一些决策，那么就会非常有帮助。我们知道，透明度对于信任而言非常重要。信任对于坚持来说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