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何帆FT中文网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孔子。《孟子》中的孔子总是肃穆庄严，《荀子》中的孔子更加出世激进。在《论语》这本书中，孔子时而谦恭，时而狂放，也会骂人，偶尔撒谎。他是不甘寂寞、奔走江湖、到处碰壁的“丧家犬”，最后喟然长叹：不如回乡教诲“吾党之小子”，这才有了和弟子们的精彩对话，以及记录这些对话的课堂笔记。

孔子的伦理思想，简而放言，大抵是推己及人。《孟子》里对人有“四端”，人都有恻隐之心，讲得更加详细。这一思想源泉的传播并非顺利，“一山放过一山拦”，中间无意中经释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点化，突然在宋明时期大放异彩，这是后话。

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是出于对“真善美”本质的思辨，纯粹是一个阅尽沧桑的老人的感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反复提到人有同情心，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悟。这一感悟恰恰契合了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察言观色，体会别人内心复杂微妙感受的能力。这一能力是我们人类在“出厂”的时候就预装的一套“系统”。正是由于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推断别人的感受，才会有社会伦理的基础。当然，这种推断并不一定总是对的，不是讲“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吗。儒家推崇“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或是因为在实践中总是能感受到种种的不对劲。

儒家和西方思想分歧的地方在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降，格外强调人人平等。如果我们推己及人，那就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甚至要适用到所有的动物。换言之，每一个人在我们伦理秩序中的权重都是一样的。儒家则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的伦理秩序是一层层的圈子，最近的一层是你的家人，再往外一层是你的乡亲、同学、同事，直到五服之外，其他人就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一朴素的推断或许更符合真实的人性。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试图说服我们，当我们以为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基因在给你下指令。为什么人会有利他主义？背后有基因的冷静算计：人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因为要保证基因的传承；兄弟之间既有亲情，又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备份；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会比表兄弟、堂兄弟更亲密，因为他们的基因更为相仿。当你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非洲出现内战，成千上百的人惨遭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时，你的孩子突然哇哇哭着跑过来，他不小心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你更关心哪一个？

儒家亦可有自修和度人之分。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知为何，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豪言状语都感到不自在。像我这样自卑而庸俗的人，无法理解别人怎么会有这么壮的气势。我的有限的修为，让我更能接受曾子的教诲，每日三省吾身，看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怎么做才能更加成熟从容，才能做到不败不馁，苟全性命于盛世。

按照我的理解，孔子的教导有二，一是“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都是对维系人伦攸关的大事：夫妻、父子、兄弟、师徒，以及君臣。“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能够放进“积极清单”的任务其实并不多。世异时移，义有恒然，礼有权变。遵守道德不是按照一个“操作手册”机械地执行，而是要细心体察你所处的处境，权衡取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成熟来自于对分寸感的把握。和那些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交往，我们会觉得如坐春风，而和那些不太会拿捏分寸的人交往，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感到别别扭扭的。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说：“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比如，孝道当然是要倡导的，但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变成伪道学了。在《论语》的教诲中，“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才是更值得细心玩味的。比如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凡事不能主观臆断，凡事不能强求，凡事不能固执，凡事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有位朋友跟我讲：“Don’t rush, don’t push, don’t wish”，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

这说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要知道权衡，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孔子讲：“可与共学者，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能一同学习经济学的朋友，未必能在志向和趣味上心心相印；能有共同的志向和价值观，未必能一起把事情做成；一起做成事情的朋友，未必能在微妙的情景中体察毫厘之间的差异。这也是窃以为儒比道难的原因。道家讲究的是减法，放得下就一身轻，儒家却要求出“二阶导”：不仅要看变化，还要看变化中的变化。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大学》里讲，先修身，后齐家，最后就能治国平天下。我始终疑心这种君王学是朱熹之流强加给孔子的。在《论语》中，我读到的更多是修身养性，没有看出孔子非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帝王将相。后来的儒家那么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可能是集体串通起来骗皇上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有阿甘才信。儒士们最拿手的就是礼仪、道德，看看《二十四史》，打仗的时候很少有儒士，治水的时候很少有儒士，轮到皇上该定太子，该立妃子，该祭奠祖宗的时候，一群儒士，呜呜泱泱，全冲上来了，七嘴八舌，乐在其中。大臣们最热衷的是掺和皇上的家事。何以如此呢？因为他们别的不懂，只知道名教。人最喜欢干自己最熟悉、最会做的事情。无它。

让我们面对这一现实吧：从《论语》中推导出来的伦理观很可能是有科学基础的，但儒家无法应付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社会。儒家认为人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有价值和意义。你是谁？按照身份证号码确定一个公民的身份，在儒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谁的父母、谁的配偶、谁的朋友，我们才有社会中的定位，才有存在的价值。拿这一套东西推广到普天之下？或许有一天能行，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像我这样一个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之所以对《论语》感兴趣，无非是因为这里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在我身边的那些能称得上榜样的师长，大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士”或“君子”这一传统的熏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里，会有一群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又比如，有很多传教士们在无论多么荒蛮的地方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准则。当你认定自己是属于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群之后，你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坚持下来。

飘茵落溷，人世无常。想要找到在这个空空落落的世界里找到一点小小的踏实感，或许只能尽可能地去靠近自己的文化的根。这是滔滔洪流中让我们求救的一根柱子。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非求其心安而已。心安，就是我们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