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自杀离世，总编辑朱建称徐行今年一月份开始整夜失眠，可能由于抑郁所致。抑郁是什么？怎么办？翻出南都周刊专题《你好，抑郁》给大家，希望所有人远离这种病。

《你好，抑郁》

来源：南都周刊

文/徐卓君、沈玎、刘翩翩

它是一种病，它随处可见；它给人痛苦，也带来灵感；它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们接受它，然后战胜它。　

研究中西方思维差异的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曾经出示过一张图片，一个篮球队员站在一群人的面前，面带笑容，而在他后面，站着一群表情不是那么愉快的人。

彭凯平让中国人和西方人来判断这个运动员的心情，结果是：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快乐的，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认为他是不快乐的。

这是个很有趣的心理现象，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情绪表达是独立于别人的，而中国人则会觉得，个人情绪是该随着环境而产生适应性的变化。所以看到后面那些人的不愉快的脸，想来那个篮球队员也只有表面在笑，但骨子里不会高兴。

中国人的“事事隐忍”、“极尽周全”、“表面和气”等等让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内里精华。我们习惯启动否定的机制，抑郁感受一产生就压抑下去，强撑着自己没事儿的样子。

“在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中，善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所以要时时堤防暴露恶，掩饰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使得中国人更倾向于做表面文章，生活在非常沉重的枷锁中。”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王登峰表示。

这就是中国人“抑郁”的温床。

同样，哪怕在《南都周刊》这个小小的编辑部，已经有多位同事或轻或重，曾被或正被抑郁症所困扰。

而平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郁闷”这样的感叹，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说，数数身边性格抑郁的人，也不在少数，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抑郁症的，也成为一种时髦现象。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的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

医学界目前对于抑郁症的成因，尚且没有定论，而很多人更是一知半解，错误地对待了患有抑郁症顽疾的朋友，也错误对待了有抑郁情绪时的自己。

抑郁，我忠实的仆人

中国人常说不要“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于色，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所以中国人的快乐和骄傲都不好表达，只是尽力掩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轻松。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外国人，能够享受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小快乐，但中国人却时常以“光宗耀祖”的大快乐为乐。当我们拼命工作时，已经饱含危险。

王丫米和大多数普通白领一样，2006年时，她在上海工作，老板正在进行融资，所以王丫米每天都要写宏大的PPT。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在吹牛，觉得特别压抑。我每天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王丫米后来就不上班了，陷入到一个特别封闭的状态中，这个状态用一个极具意象化的画面来形容，就是“一个坑”。她每天最常做的事就是陷在沙发上，沙发上都能坐出一个坑。

在这个坑里，王丫米开始回想自己的经历，她做过烟草媒体，做过传统行业商业开发，然后她就会开始哭。

“我的价值在哪儿？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抑郁的过程就像同一口井，在这个井底，每个人都对所有事不再有兴趣，那些灌入腹腔的井水，含有一种叫“自责”的毒。

“我不能坐在这儿，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家人，我不能不上班啊……我应该早起给我前夫做好早餐……都是我不好，我连累了别人……”王丫米不想吃东西，瘦得只剩80多斤，裸着身子的时候，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见。

那时候，她最怕人家说：“你抑郁啊？你这就是文化病，富贵病。”她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抑郁了，特别怕别人讽刺，尽力不让旁人看出来。有人聊天，她就装模作样地听着，但其实不想听到那些话，也不想影响大家的情绪。

“赶紧结束吧，赶紧结束吧，”王丫米就一直想着，不停地想逃离。每次跟人一谈完，王丫米都出一身汗，“强撑着见人，像被强奸一样。”对她来说，沉默是最好的语言。

王丫米原本是一个比较有耐心和理性的人，但抑郁时就特别容易怒，和的士司机吵，和同事也吵。特别希望领导对她说，“丫米，你别做这个工作了，我把你开掉了。”

她的感觉也变得迟钝，她曾开过13年的汽车，从来没有追过尾，但抑郁的半个月里，就追尾了两次。“那时候我想，如果天上掉下500万，我会高兴吗？还有我这样的人，谁会和我恋爱啊？”

也有人好心劝解：“你去喝点牛奶，去泡个澡睡一觉。”但是别人不能理解，王丫米从床上起来，甚至上个厕所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美国作家、“资深抑郁症患者”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一书中对此有过精准的描写：“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

“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到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耶稣受难记一样漫长。”

“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作为最摧残和消耗人类的疾病之一，专业书籍中那些有关症状的机械的描述――“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并不能悉数传达抑郁症的可怕之处。

作家李西闽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有了抑郁的症状。他写长篇小说时，都喜欢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把自己封闭起来。

2008年的时候，李西闽的一个战友，在四川彭州找了个度假山庄，尚未开业，邀请他过去写作。李西闽是5月6日去的，6天后就被地震埋下面了。山庄4层的小楼完全坍塌了，李西闽住在4楼，他在废墟里埋了76个小时。

刚刚被救出来的时候，李西闽还没觉得什么，只知道获救了，挺兴奋的。他身上有伤，一根钢筋从肋骨间插过，骨头一直不好，时常会疼痛。

到了2009年，李西闽开始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情绪，他住在35楼，总想跳楼，也经常做噩梦，“有一次我站在阳台上，推开窗门想往下跳，正好有人打电话来。”李西闽接了电话之后，这个情绪很快的，一会就过去了。

但它会反复无常，不是这次过去了就算了，“好像你内心有个魔鬼一样，沉睡的时候你是个正常人，它醒过来，就会控制你。”

李西闽也时常会头疼，发作起来，只能用头撞墙，“恨不得拿一把锤子把头敲开。” 但他有时又心神不宁地切菜切到手指，竟不会感觉到痛，李西闽告诉记者：“精神上的崩溃，比埋在底下还难受。”

很多人并不理解李西闽。“死都死过一回了，”李西闽说，“他们理解不了我的状态，他们很固执地认为我就是矫情，唤起别人的注意，就是在折腾。”

有的病人，时间拖长了，连亲人也会反感，“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好呢？你是不是装的？是不是逃避责任？”

2012年，李西闽回到老家福建长汀县，在长汀宾馆里住的时候，忽然就想自杀。于是李西闽就把随身带的安眠药、止痛药全吃了，所幸后来被人所救。

我想，死会很快乐

自杀，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曾经的意识流小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年被抑郁症所困扰。在抗抑郁药还没有面世的1941年，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跳进了寓所附近的欧塞河中。

在留给丈夫的遗书里，她描述了面对这种疾病的无力，“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我不会痊愈了。我开始幻听，心神无法集中。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2013年年初的时候，王丫米也开始想到死，成天琢磨着怎么去死。

有一天，她把家里所有的药――感冒药、抗生素、安眠药、抗抑郁剂，都找齐了。“那个时候，我想通了，觉得死亡是特别美妙的事情，……我感到很快乐，很平静，很少能得到这种平静。”

王丫米当时是特别开心地想去死了，她觉得死就是对的，“我自认为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要完成一件好事。”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王丫米就给李西闽打电话，李西闽劝阻她：“这是抑郁带来的自杀念头，而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自杀。”

“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家人不崩溃，没有一个自杀幸存者不后悔。”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记者。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

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会将自杀付诸实施。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抑郁患者为什么会频繁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和他们深入交谈，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脑海里都是悲观的想法，回溯过去，只有痛苦和压抑的时光；当下，没有任何事或是人能引起他们一丝一毫的兴趣；未来，都是灰色，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

抑郁症患者诉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因它而坍塌，所有的生命功能都丧失殆尽。

这不只是主观感受，2013年发表在医学名刊《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ONE）上的一份的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能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

在传统的认知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样的躯体疾病才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第三大负担疾病，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

医生不是我的朋友

王丫米认为自己自救还是蛮积极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抑郁症的书，她都去看，也去看医生。王丫米想象的心理诊所是一个暖色系的精致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跟一般医院没有什么两样。

王丫米有过一次看心理医生的经历，对方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长得像一个“政工干部”。与心理医生的对话，王丫米觉得就像“跟自己的父母谈话，驴唇不对马嘴，两个人不在一个思维体系里。”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设，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外面战战兢兢地排了三小时队，想了半天怎么跟医生说，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为会和医生聊很多，医生会问我很多，”王丫米说，“但他就问你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谈了三分钟，给我一张100多个问题的表格，测试完，告诉我是中度抑郁，给开了药，完全和我看感冒是一样的。”

从一走进门，医生就失去了王丫米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很微妙，也让王丫米特别不愉快。“这个没那么严重，”她回忆医生当时这样说，然后就帮她下判断了。王丫米说自己特别烦他，“想把他拖出去打一顿。”

李西闽的医生也曾对他说：“你的主抗心理很严重，听不进医生的话。”但李西闽觉得对方说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相信。

在重度抑郁症患者李橙（化名）看来，不论医术好坏，中国医生的病人太多了，只能给你三分钟。“你说多了他听不进去，他基本听两句就给你开药，因为后面的病人太多了，他也不会记得你是谁。”

“300块的特需门诊，也是等上3个小时，然后与医生聊5分钟。就是听病人主诉，没有任何检查的办法。”而且一般医生是听不下去的，“你想跟他说很多，他就急着打断你，说，我大概知道了，你要不然再试一试什么药？”

就诊的过程中，有的医生还会不停看表，看后面还有几个人，这种小动作对付一般的病人尚且无关痛痒，但对于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成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

李西闽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医生，把他当朋友看待。“这个医生不用教条的东西跟我讲话，他根本不会谈医学上的任何问题，最近写作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从生活入手，像一个朋友在关心你。”李西闽说，“我可以接受他。”

和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不一样，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病人的诉说和医生的经验。

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

他在《忧郁》中对此有过一段风趣的记录：

“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是唯心论者，一位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一位荣格的信徒和一位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

其实和精神分裂症、癫痫等其他大脑疾病相比，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

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这已经是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费立鹏的这项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而造成这个糟糕的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对这一疾病缺乏恰当的理解，使得多数人既不愿意寻求，也不信任专业帮助。

中世纪，抑郁症被看成是一种罪恶，因为病人的绝望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赎。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它代表了深邃、感伤、复杂、甚至是天赋。

在现代，虽然已经有一群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诊断并且治疗抑郁症，但在公众眼中，它仍然是一团迷雾。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只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告诉别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所以抑郁症病人宁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徐凯文说。

抑郁症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或是文化人的疾病，实际上，抑郁症具有普遍性，不分年龄、性别亦或是职业。贫困人群的发病率甚至要高于平均水平，只是这群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

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抑郁症可以说是一种心身疾病，影像学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说，“虽然肉眼还无法看到结构性的病变，但在生物化学的层面，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活性有改变，比如5-羟色胺在减少。”

最亲切的陌生人

大脑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大体知道大脑掌管了情绪，但对它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情绪崩溃时，你既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如何用外力控制它。

“如果用历史的进程打比方，人类对糖尿病的了解相当于近代，对抑郁症的了解还处于公元前的世纪里。”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说。

抑郁症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产生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百忧解能治疗抑郁症？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

答案都是“不知道”。

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争吵了几个世纪，心理学家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生物学家认为是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抑郁症的罪魁祸首。

科学界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所争吵，抑郁症受到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了抑郁症的理论已经确认，虽然还不知道哪个因素的作用更大。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一对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有双相情感障碍，另一个的患病几率高达60%；如果是父母患有这种疾病，你的患病风险大约是10%。

双相情感障碍兼具抑郁和躁狂发作，区别于只有抑郁发作的单相抑郁，在一般概念里，两者都可被称为抑郁症，但在医学的范畴里，这是两种疾病，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几乎每隔一阵子，科学界总会昭告天下，发现了一种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目前已经发现了数十种基因和抑郁症相关，遗憾的是，和多数疾病一样，这些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调控这种疾病，如何筛查控制这些基因，都不得而知。

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的说法，抑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天生的，那些携带抑郁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是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你很难知道，是这一次的失恋，还是那一次的失业，抑或只是一次迟到事件，点燃了抑郁症的火花。有的时候，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质变。

虽然有关抑郁症的机制的研究有太多的争议、假说和不确定。但科学家们在大脑的化学层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负责通信的接头，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的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但假说终归是假说，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为什么抗抑郁药能立刻改变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患者的情绪却要2周到4周才能好转？

要知道，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理解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终极挑战。正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波斯特所说，每个人都12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一千到1万个突触，如果让它们都按照我们的意志运转，人类就能获得永恒的快乐，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就是飞镖盘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但奇怪的是，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相比心理治疗的漫长而不可控和电痉挛疗法的副作用，药物治疗更受欢迎。

接受采访的抑郁症患者虽然对痛苦的描述千差万别，但对于治疗的方法和过程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位专业的的精神科医生，合适自己的药物，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症状即可得到缓解。

李橙2007年第一次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才刚23岁。她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药，“这个病怎么可能需要吃药？明明就是心理问题。”

后来李橙实在受不了了，又去校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医。校医院的老师也让她吃药。

让李橙意外的是，吃药吃到第10天，忽然就起效了。李橙一下子变得思维敏捷，情绪也变好了，心理上的康复的感觉比生理上的创伤愈合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要陌生得多，感觉就像是上帝啪的甩了你灵魂一巴掌一样。

李橙吃药吃了两周，状况不错，就把药停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病需要长期吃药，谁知道这个是这么变态的会复发的病？”

让她无语的是，这个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急性的，后来变的慢性，越来越复杂。“整个人是往下坠的，你调节的强度远远赶不上它下落的强度，”李橙说，“这个病几乎没有不影响的方面，从生理到心理全方位的毁灭。”

有一天，李橙的同学来她家玩三国杀，但她完全反应不过来，“这个病没有让我智商下降，但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书都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先是恐惧一切，然后再恐惧你自己的恐惧。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的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安德鲁.所罗门总结说。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需要坚持用药。“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姜涛说。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上瘾的东西。

为什么能接受长期用药物控制你的血糖或是血压，但是却拒绝用抗抑郁药帮助你的大脑呢？

“这个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李橙夸张地说，“药物哪怕有再大的副作用，现在我也要吃，哪怕吃到肾衰竭。”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的那个人，是决定服下抗郁药并熬过它的不良反应的那个人。

心理医生玛莎.曼宁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某一天她打算买把枪结束生命。她在《暗潮下》写到，“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治疗。”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刚看来，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治疗联盟。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

“仅有的这些资源，还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医院里。像我们安定医院，将近一半的病人来自外地。”王刚说。

他所在的安定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安定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从医22年的精神科医生姜涛说，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门诊，从早八点到晚六点，一天八十来个病人。

现实的情况是，抑郁症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医生、患者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大量的心理从业人员，没有医学背景，和医疗机构是脱离的，没能构建一个治疗的联盟。

“现代的医学理念要求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病，”王刚说，“但现状正好相反，医生更关注的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消失。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美的药物，只能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药物或是技术，并不能帮你重塑自我。

你好，抑郁

让李橙懊恼的是，抑郁症也差点毁了她愉快的婚礼，那是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在她的婚礼上，李橙一点都不开心，还跟她妈妈哭了一场。“人家结婚都欢天喜地的，我怎么这么痛苦？像是硬撑着完成了任务。”

李橙的婚礼，简直就像是丹麦导演拉斯.冯.特里尔的那部名叫《忧郁症》的电影的翻版。在电影中，女主角贾斯汀（Justine）由于抑郁症，在婚礼上心神不宁地大哭一场。

拉斯.冯.特里尔为了找到呈现抑郁症这种摧毁以及个中甘味的表现方式，他用了一个非常抽象的结尾来结束这部电影――抑郁的贾斯汀最终迎来了一颗名叫“忧郁症”的行星的到来。

行星撞击地球的刹那，在灾难中却是有欢愉感的，与她的正常的朋友相比，贾斯汀显得更加的冷静和坚强。这种苦难中的欢愉也是忧郁症所馈予的一部分。

因为拉斯.冯.特里尔本身也是一位抑郁症患者，他的治疗师告诉他：“忧郁症患者通常在灾难面临时表现得十分理性，因为他们如此频繁地经历类似的处境以至习以为常了。”

很多学者都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思考抑郁的问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恰当反应。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认为，轻度抑郁可能起着适应作用，它促使个体在逆境时积蓄力量，在安静时陷入反思与内省。

这就如同痛感，尽管它给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没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连生命都难以保障。

而且也有研究表明轻度躁狂、抑郁与活力、创造力及魅力相关。这种基因可以给个体带来先天优势。因此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历史名人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还有很多作家，像三毛、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曾被抑郁症所困扰。“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人，对生命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因此，抑郁并生活着，有时也是人类高贵的天性。

王丫米说她要感谢抑郁症，如果不是抑郁症，她会一辈子在主流体系里稳稳当当的，不会想到要自我实现，不会在感情出现问题时结束婚姻，而是凑合过下去。和抑郁症为伴的那段日子，正是她人生观推倒重来的时候。

王丫米后来加入了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她也是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你去了解它，慢慢和它相处，它会有很多积极的东西，你很痛苦地去思考，再从中走出来，那些问题，就不再困扰你，反而比一般人更豁达。”

与王丫米见面那天，她坐在浙江省科技馆的玻璃天台上，张罗着第三届中国的搞笑版诺贝奖――菠萝科学奖，她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

抑郁被治愈之后，李橙也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虽然我们经历过正常人不必经历的痛苦，但我们对幸福的敏感度更高，也比较容易知足。”

中国现在有很多让人情绪沮丧的现实问题，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剖析了影响中国人的心理情绪的九大起源，包括：社会不公平、望而止步的高房价、贫富差距、特权横行、收入太低、就业难、食品安全问题、应试教育和环境污染。

普通人从早出门，想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好心情，谈何容易。你必须要无视漫天的雾霾、享受高峰期地铁的拥挤、面对高企的房价、胆战心惊地选择相对健康的食品……

“现在除了这个病以外，其他的事情不怎么会对我造成困扰。反倒是因为这个病，而自己慢慢地开化了很多。”李橙告诉记者。

在赵旭东教授看来，焦虑、抑郁是人性的必然的成分，不可能清除掉。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定会有抑郁的情绪，当抑郁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正常的社会功能是，才把它定义为抑郁症——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主观建构。

正如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中写到的：“欣然接受痛苦，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将来我们也许会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

“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它比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也不能把人们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抑郁症，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

“比如孩子的抑郁，你要看到教育体制的问题、父母教育方式的问题。如果职员抑郁的话，要看到工作压力的问题；如果官员抑郁的话，你要看到官场的文化和体制对人的压力。”徐凯文告诉记者，“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跳楼了，他是抑郁症，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找到原因了，不是的，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要把抑郁症当一个狗皮膏药一样到处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用抑郁症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