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字是为5月号《心理月刊》的卷首而写。写作时，南平案刚刚宣判。现在再把这篇文字贴到这里，是因为另一起杀童案。4月30日的早晨看到发生在江苏泰州的校园杀童案。看到无辜的孩子睁着眼睛绑着绷带躺在病床上，那行凶者拿着一尺来长的刀骑在校舍三楼的围杆上，那一刻我几乎是痛哭失声。凤凰台的胡一虎正在做着几地连线，直播此事。评述此案作案动机的社会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败的中年男人”之说。他们失败，却要把刀挥向我们的孩子，这是怎样的心理动机？

稍后接到的手机新闻说，各地都加大了校园警备。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时之道。这接二连三涌现极端恶性事件，让我更深地意识到，心理学只能提供一种解释角度，问题的发生有很多很多社会综合因素的作用，甚至包括一时由媒体传播引发的导引作用。

但下面的这个解释角度我仍愿意呈现出来，供大家思索。并把《心理月刊》5月号专访心理学家徐凯文的对话也一并附后。

　谁该为此负责？

南平案件宣判后，关于它的报道有几个细节让我的心滑向了更沉重的忧伤。一个是郑某坚持认为自己行凶只应付上30%的责任，另外的70%要算在被他指责为有精神病的、在恋爱关系上一再拒绝他的叶某及其家人上。他说，是他们让他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个是在庭审时，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泪流满面地看着屏幕上展现孩子们被杀害一瞬的录像截屏。因为我也有孩子，一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被这样无辜而毫无征兆的伤害，我的心就痛得无法继续去想。可是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郑某，他就该千刀万剐吗？或者说他被千刀万剐就能消解这份痛苦吗？我的心也想不下去。思绪被各种人或事牵扯着。想到了同样患抑郁症却扛过来了的歌手杨坤，回忆起自杀的好友陈琳时，一再强调，扛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走出门，去工作，去参加活动，再厌倦也要去。一旦走出去了，就不再是独自面对几乎要把自己吞没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了。正是这样看似轻易的一步救了他自己。可是，同样是难以承负、难以被外人察觉的心理问题，为什么陈琳杀掉了自己，郑某却要杀掉别人？难道是这个一直活得失败而卑微的小人物，这个和家人关系也处于吵架和冷漠境地的小人物，在以这样让人“痛”的方式和他人发生联结吗？从此，他永远地被那么多家庭深刻地记忆着、痛恨着……而被人恨是不是无论如何也要比被漠视强呢？一个人的心理问题，终究要到什么样的临界点上，才会爆发出这样的怒火而将人沦为一个恶魔？我不禁猜想，在他挥刀杀人之前，积蓄已久的负面情绪如果被一个柔软的、温暖的力稍稍碰触一下，那恨会不会就像球一样泄了？这一期有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心理学家，不约而同给了我重要的洞见。余德慧，台湾著名《张老师月刊》的创始人，在专栏中写到：“并非所有心苦的人都会自杀，在不想活的当下黑暗里，突然出现心疼的人的脸孔，人是下不了手自杀的……真正的苦是在无助里找寻不到这点光亮。”而我们就南平事件访问徐凯文——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一直坚持做创伤治疗的年轻心理学者，他说了一句令人震动的话：“人际支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写到这，我想说，其实南平事件报道让我最感沉重的是第三个细节：家长们认为应该追究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在早晨7：30点前不肯开门让拥在校门外的孩子们进校，双方甚至为该如何认定一个孩子算是死在校内还是校外发生争执。孩子出事就追究学校的责任，这种发生在悲愤之下的惯性指责，最终会带来什么恶果呢？我建议大家找来《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报道《拯救男孩》看看。由于学校害怕家长指责、不愿担责任，男孩子们淘气、富于生命力的天性正在校园中以保护的名义遭到禁锢、扼杀。南平事件一定会加重家长们对于自己独生子女生命安全更高度的担忧，而这是一份深浸在潜意识里的恐惧。可是，恐惧从来都不能把我们带往更好地生活。“人际支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

《心理月刊》：3·23南平事件中，杀害8名孩子的郑民生又是一个平日给人感觉比较温和的人，邻居、同事都说“想不到是他”。这种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危险人物”可以提前被辨识出来吗？徐凯文：这种辨识是有困难的。现在郑民生的精神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个人的看法，不排除精神分裂的可能性，但是更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有非常明显的报复社会倾向。精神分裂症相对好识别，但是人格障碍患者往往很难被辨别、发现。这种人的人际关系往往很差，周围关注他的人很少。他案发前的经历，可以说是不断在被周围人抛弃，包括女友、工作、亲友。他的生活状态非常差，几乎是一无所有的状态。从危机干预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危险的。他没有了人际支持，没有爱他在意他的人，也没有他爱他在意的人，最终才会走向绝望。绝望指向外，就可能会杀人；绝望指向内，就可能自杀。他在行凶前曾去哥哥姐姐家，但是无人理睬。如果他们有亲切的问候，留他吃顿饭，问问他有什么困难，也许他的这个念头就打消了。但凡有让他牵挂、在意、感觉温暖的东西，他未必会做出如此极端行为。他的行为有其成因，不是突然形成的。但是在这之前，他的问题并没有被人们重视和发现。对，因为这之前就没有人关心他。他提到那么多人，没有人和他一起住。社会关系完全断绝，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这些年，我在北京监狱系统做了百余例暴力犯罪的访谈，他们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只有弱者才会用身体攻击他人。面对生活的困难，有人能以积极的、适应社会的方式去应对处理问题，也有人无法用适应社会的方式来解决处理问题，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他们陷入困顿，又不能以适应社会的方式解决。郑民生卑劣行为的形成，有社会、心理两方面原因。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楚问题的严重程度，会认为“有心理问题的人”就会很危险，感觉害怕，最好离得远一些。是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一个人有心理问题、精神障碍，周围人不仅没有给予关注，反而会更加远离，产生隔膜，只会让他/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曾在北大、清华治疗过得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大学生。他们经过治疗病情改善、稳定后回到学校，会发现周围人与自己有了距离感，认为他/她不正常了。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做过访谈，他们的好朋友也的确认为和他/她在一起会感觉异样。我们有很多这样旧病复发的例子，很大原因是因为“病耻感”和得病以后的被排斥的孤独导致的抑郁——没有人再和他交往，生活不再有意义、乐趣。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了心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许多人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家庭。家庭成员出问题，父母往往有责任，要看到自己做了什么，导致现在的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亲友、同事有了问题，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如果因为他有心理问题而远离排斥甚至伤害他，只会让这情况严重甚至走向极端，如果我们可以用关爱、理解、支持的态度，绝大多数人的痊愈、恢复会快。多数情况下，没有一种药物或心理治疗方法的效果，会超过家人朋友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爱和帮助。在各种心理创伤当中，最初同样的心理创伤程度，最后发展出严重心理障碍的，比例最高的是强奸受害者。有些伤害甚至终身不愈。不是因为当时的心理创伤最严重，而是因为周围人非但不同情，反而轻视、耻辱、敌视他/她，社会支持越差，导致心理伤害加重，原来受伤五分，就成了十分。人际支持的环境有多重要？重要到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她内心有很多痛苦，没有解决的方式……如果可以得到周围人间接的支持，感觉温暖，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完全没有人际支持，做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就大。这些暴力事件，让大家对“有心理问题的人”恐惧又加深了。“有心理问题的人”特别需要支持，但是这恐惧又会把我们隔开。我们应怎么对待这种恐惧？比起1980年代对于艾滋病危害的莫名夸大导致的恐惧，现在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已经好了很多。这是多年来宣传教育的结果，心理健康也需要很多的宣传教育工作，来让我们降低这些不必要的恐惧。另外，这些事件因为其特色、新闻色彩，会被我们注意到，但实际上这仍是极个别的。全国有严重心理障碍有几千万，但这种事件的发生几率其实是极少极少的。有些恐惧是不必要的。对，恐惧是源于不解。

(以上文章刊登于《心理月刊》5月号“调查”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