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就理念而言，还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几乎都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因此，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同样追求诸如意识形态纯洁性之类的目标，并导致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结果。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模式——“批判和压服”也同中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化规制模式非常相似。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苏联文化规制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苏联在文化规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当属那种认为文化规制一定“管用”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当文化规制出现问题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通常不会认为是文化规制本身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因为文化规制的范围太窄或者强度太弱所带来的问题。在面对危机与挑战之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更是很容易将文化规制片面地理解为消极的防范性手段，将消解危机与应对挑战的途径简单地理解为进一步扩大文化规制的范围和加强文化规制的力度。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而是副作用很大的慢性毒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迁。人格特质显然并非单一的某种人格特质，而是许多种人格特质的“组合”。这些人格特质的不同“组合”及其“剂量”变化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具有全面规制性质的“文革”可谓中国文化规制主义的“巅峰”①。那么，“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化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见表1和表2)。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

表1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表2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在“文革”中，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屈从(所占比例为15.5%)、欺瞒(所占比例为11.5%)、中庸(所占比例为10.5%)，以及私德和功利(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以及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进一步讲，在“文革”中，除中庸外，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否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屈从和欺瞒成为中国人在“文革”中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文革”中人格的低评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意。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中的人格多屈从，缺理智。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进取(所占比例为19.0%)、实用(所占比例为17.5%)、功利(所占比例为14.0%)和理智(所占比例为9.5%)，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2.0%)、仁爱(所占比例为13.5%)，以及气节和忠孝(二者所占比例均为10.0%)。进一步讲，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有肯定性评价(进取和理智)，也有否定性评价(实用和功利)。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多进取，缺勤俭。

就中国人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次之，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且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曾经长期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然而，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建国后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各类“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文化规制模式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高压迫使人们日渐深藏不露。因为这种“批判和压服”式的文化规制模式，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唯唯诺诺(“屈从”③所占比例为15.5%)、欺人瞒众(“欺瞒”④所占比例为11.5%)、忍让求安(“中庸”⑤所占比例为10.5%)、损公利己和不择手段(“私德”⑥和“功利”⑦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之风，另一方面则使得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等优点和美德。

时至今日，上述历史遗产依然存在并且影响深远。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不仅导致了“皇帝新衣”式的社会谎言体制，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风气并导致了个人道德的沦丧。从短期来看，虽然这种压服型的文化规制所取得的“看得见的效果”是思想统一和言论一致。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人云亦云和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从长期来看，历时已久的文化高压必然导致压抑和不满的积蓄。所谓“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假设文化规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纾解怨气的长效“出气”机制，那么，这股不断积蓄的巨大能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产生强度之大孰难预料的悖反效应。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很多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被斩断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⑧。中国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言行相诡、漠不关心和戾气弥漫之社会风气，显然与新中国建国后在无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行发动的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目标，并且“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分裂密切相关。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⑨

三、结论与讨论

遗憾的是，这种高估文化规制的实际效果，同时大大低估文化规制的负面影响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仍旧是指导中国文化规制实践的主流规制哲学。从文化规制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文化规制的路径依赖性，这种文化规制主义的影响力在一定时期继续存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规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规制并非单纯的文化管理问题，而是复杂的文化治理问题⑩，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变性策略问题。因此，文化规制的关注重点必须是文化规制的长期效果，而非短期性表面化且“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

问题在于，就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而言，很多出于危机感而鲁莽实施的文化规制急招和乱招，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经常以“举棍子”和“捂盖子”的方式压制不同的声音。在很多情况下，文化规制者在事实上默许被规制者心怀不满甚至私下抱怨，但绝不允许被规制者公开表达不满和寻求解决之道。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是言论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视而不见的效果”则是被规制者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这显然会使被规制者的怨气充积，同时导致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净效果就是火上浇油。事实上，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其实正是被规制者的“减压阀”和文化安全的“预警器”。文化规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追求文化自由是人类天性。人类追求文化自由的力量如同一颗种子发芽的力量，文化规制则如同一块压着种子的石头。而种子一旦发芽，石头是压不住的，种子会破石而出。经验地看，文化规制者的不当规制和文化规制的负面影响都很容易导致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而文化自律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最重要前提恰恰是认同。因此，如果这种危机不能及时得以消解，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文化规制的失灵和文化秩序的失范，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加速走向溃败⑪。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底线的失守和普遍的漠不关心就都是社会溃败的直接表现。

所谓前车之覆，实为后车之鉴。苏联的《消息报》曾经刊登过一则令人深思的报道，说的是一座新建楼房的某个单元居然没有进套间的门。最为吊诡的是，设计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工地主任就是这样指挥的，工人就是这样按图施工的。谁都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⑫。上述报道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为他们干活”的苏联式幽默。显而易见，这种由于认同危机导致的底线失守和漠不关心所造成的影响显然已经不仅限于精神层面，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层面。诸如此类的现象当然并非苏联所独有，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样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不少文化规制者同时患有短期危机夸大症和长期问题麻木症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分外警惕文化规制主义及其所引发的表面秩序井然，实则貌合神离的那种看似形势大好，其实人心大坏的文化规制失灵和文化秩序失范，以及社会溃败现象。

注释：

①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至于“文革”的后果，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②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7页。

③在沙莲香的研究中，屈从的基本涵义是“屈服于权势、欺软怕硬、唯唯诺诺等”。参见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下同)。

④欺瞒的基本涵义是“圆滑、说谎、自欺欺人等。”

⑤中庸的基本涵义是“谦和忍让，不偏不倚，调和适中，忍让求和等。”

⑥私德的基本涵义是“不讲公共秩序，不爱护公物，不顾社会利益，损公利己等。”

⑦功利的基本涵义是“追求金钱、地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

⑧“文革”期间，身处上海的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常常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参见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⑨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3页。

⑩胡惠林认为，文化管理和文化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管理是国家对文化行为的规范化;文化治理则是国家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来克服和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参见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2年6月18日第9版。

⑪孙立平形象地将社会溃败比喻为构成社会肌体的细胞的坏死和机能的失效。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和威胁并非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参见孙立平：《中国亟需社会重建》，《中国改革》2009年第11期。

⑫瓦吉姆·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原载《领导者》201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