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所在、不在與無所不在

作者: 鄭瑋寧/芭樂人類學

一开始，为避免读者误入踩到地雷引发身心不悦（中医说，盛怒伤肝），我先表明个人立场：既是个人的、亦是知识的。作为一名受过英国社会人类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训练的人类学家，我认为家的性质、构成与样态，乃是随历史条件之改变而有所转变的产物，它经常和资本主义与政治体制的发展与转变连动，同时经常作为人们理解、挪用、想象以重构自身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家，是在人的实践中逐渐萌芽、成长出来，事实上，家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乃至于人观／性别范畴一样，皆为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本文没有任何社会运动的策略、或是感人肺腑的话语、或是慷慨激昂的言词。完全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多元成家做为一个社会重量的当代议题，不仅是具有学术重量的理论课题，更关乎人将以何种方式生活在此世的存在论问题。

家是实践的、关乎社会性质的以及历史的：他山之石作为理解己身社会的对位

先从西欧开始谈起。工业资本主义是西欧现代性的制度轴、是关键的结构性力量，然而，资本主义的扎根必然会卷入一整套的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其过程、机制与形貌当然因地制宜），遍及下层结构至上层结构，而作为生产、养成与繁衍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家庭以及相关的婚姻安排、家庭形式、性别分工与人观，是资本主义必须施力改造的对象。如果家庭的定义从未改变过、如果历史政经与文化从未改变过、那我们怎么会看到下列历史：启蒙对于人类理性的颂扬、基督宗教从中世纪作为欧洲宇宙观与价值观的核心、而后被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兴起而出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区辨。与此同时，中世纪家庭由父母主导、经济考虑取向的家庭组成方式，在这段时间经历了情感个人主义兴起、爱情小说普及之后，逐渐鼓吹浪漫爱做为友爱婚姻的基础以现代核心家庭的样貌。

1973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英美各国相继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策略以提振经济，不仅透过大量变卖国营事业以求市场的去管制、主张自由市场并同时缩减政府或国家干预的程度、以公私伙伴关系来促成／或合法化产官合作，并对各工会与自愿性社团进行强力压制，好为财团和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求让奄奄一息的国内经济振衰起敝（Harvey 2005, Giddens 1998；参考黄应贵2012：第三卷第一章）。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化而来的高失业、无家可归者与其它社会问题，在英国社会脉络中，当然是社会的问题、政府的责任。

为了让大家不再把失业、沦为游民等问题都推给「社会」，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以反问「谁是社会？」来宣告她心中新时代的生活图像：‘…so they are casting their problems on society and who is socie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and no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 except through people and people look to themselves first…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她接着说：「居住在那个国家的男女共构了生活的生动织锦，而我们的生活以及其形成的织锦之美，有赖于个人准备好自负其责，行有余力再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是个没有社会的国家，一个弱化的被私有化的国家以及众多个别男女和他们的家庭所组成的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说英国人类学将非洲视为「无国家社会」是为了要探究原始社会的运作逻辑，那么，「没有社会的国家」就是英国正式转型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残酷写照。几年后，「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这句话促使英国人类学界于1989年在Manchester大学召开学术论辩论坛，辩论主题是：「the concept of society is theoretically obsolete」。在什么意义上，「社会」这个概念只是理论上过时的？若是如此，那么，以关注人类社会性质为核心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如何界定、谈论与分析其研究对象？在当时英国学界，所谓的社会概念预设了一具有界线的群体，但是，这项预设显然无法有效面对英国这个没有社会的国家，或者，没有（符合当时理论概念中）社会的「社会」？研究者是否需要重新找出可以超越「社会」这个概念原有的内涵与预设的分析概念，以有效解释类似当代英国脉络之性质？当时参与辩论的Marilyn Strathern透过她在Melanesia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以sociality的概念摆脱那个预设了群体界线的「社会」这个概念，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另类出路。

图片来源：Gell, Strathernograms, in The Art of Anthropology.

站在此刻的台湾来回顾这段学史时，我认为撒切尔的话可以被解读成：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在上位者不希望看见社会、聚落或其它高于个人的群体或集结依然存在以提供个体寻求团结的可能，因为在英国这个有着坚强阶级意识的社会中，这些象征社会的群体意味弱势者有能力对于国家政策与规划与不当施政进行监督、挑战的能量，他们的眼睛看到且只想看到男人、女人和家庭，并透过自由市场的落实，创造个人有能力实现自由的场域。以家为基础来进行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继续运作着，但也开始逐渐缩水。就此，无论对国家或对一般人而言，在新自由主义政经条件下，个人与家庭被赋予了这个时代特有且显著的意义：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行动者、被政经结构所施力的对象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单位，以及家作为个人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栖息之处，不再是文学上的隐喻或意象，是提供承受市场经济剥削的个人最终的依靠这般如假包换的社会实在。

将视野放回高度侧重家庭价值的亚洲。首先，家不仅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脉络中相互纠葛而造成的结果，家／庭往往是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这些结构性力量得以进一步在人们生活中深化的基础。上野千鹤子（2005）指出，现代日本社会中常见之排他性的父系直系家庭，是在明治维新为打造现代国家而制定、创造的。当时被用以作为理想家庭的模型，是人口居于少数的武士家庭。现代家庭诞生后，进而成为现代国家的譬喻，二者彼此建构、相互渗透，使得父系制度成为现代国家权威的意识形态而被合理化、被接受、甚至被强化。另如，落合惠美子（2010）指出，类似西欧核心家庭的日本近代家庭（她称为「家庭的战后体制」）之确立，是在特定的政治（「五五年体制」，指1955年，社会党左右两派联合形成一股革新力量，而代表保守势力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则在日本财阀与美国政府积极撮合下宣布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以对抗革新势力。从此日本政坛进入了以社会党为中心的相对弱小的在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间长期对峙的态势）与经济（二战后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期）条件下被形塑而稳定下来的；日本在石油危机导致世界性经济衰退之际仍能保有高度景气，亦是近代家庭出现的世界史条件。她强调，研究者在探究家的性质与发展过程时，不应更无法将家与其所在的整体政经社会条件彼此切割。就此而言，家做为范畴以及家做为实践的结果，并非在历史社会的真空中生成，而是与之紧密依存。

回到台湾的脉络。谢国雄（2013）的「港都百工图」相当细致地探究了家如何成为台湾资本主义这股结构性力量进一步深化的所在，以及家如何成为台湾工人存在感的意义轴心，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劳动现场、劳动体制乃至于商品拜物之形成、无法遮掩、却在看穿中吊诡地拥抱商品拜物教。再如，黄应贵（2012）的「文明之路」三部曲，清楚勾绘并分辨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布农人的家的性质，与特定时代下的社会性质密不可分。首先，自前殖民、日本殖民至1945年，布农人的家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每个家自成中心，因而聚落中不存在中心—边陲之别，直到日治时期的殖民社会建制才创造出此一现代性的区辨。当时，除了做为亲属团体，布农人的家常有提供农业劳务的非亲属／「同居人」加入而成为社会单位；在有关土地与财产继承原则、与社会成员身分的认定之上，体现了当地人观认为人天生不平等，而特别强调能力强者应协助弱者的伦理以达成社会性的平等。

其次，自1945年以来台湾现代化过程的家则是同时受到资本主义、基督教与现代国家介入，传统的氏族没落，但是家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重要性日增，同时家的性质也开始转变，例如，土地测量造成家的微小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展，让多世系家庭比父方世系家庭更能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因为劳力增加而占有优势、而当地人观中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贡献并以此作为成员身分的基础因而更形突出，而家屋空间的配置从弹性使用到强调公、私领域的区隔，是伴随着当地布农人在前述三个结构性力量逐渐深入至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以及他们认识到宗教、政治、经济乃是自成一格的社会类别这两点，密不可分。最后，自1999年起特别是921震灾加速了新自由主义秩序在东埔社的成形后，布农人的家则是在个体与自我发挥到极致的条件而得以出现。此时个人存有优先于家的存在，家透过个人间的情感互动以及伴侣对于未来家内生活节奏的共同意象而被打造出来，而家的运作以及对于新成员能否接受的依据，系以每个家在不同成员的生命史、稳定的心理反应方式所形成的心理惯性（psychological idioms）、以及日复一日的情感表达与生活节奏中，逐渐酝酿而形成各家特有的氛围或精神气质（ethos）。

广原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王智鹏，作品名为「猎人回来的时候」，展现布农族的生活。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122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