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孔飞力先生著就的大作，通过分析清朝前中期（清乾隆皇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起妖术大恐慌事件，来分析清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运作特点，主要是清朝皇帝与各省官员之间的互动。其中分析了社会各阶层对此事件的反映，看了之后确实如作者所说，对当时社会的“病态”和“扭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

看完该书，有种感觉，该书描述了一个大致的关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图，也得到了很多关于当时的有关清廷上至皇帝、下至基层官员的权力运作的知识。并且，该书叙述详细可信，丰富生动，能从一件简单的事件看出分析清朝政治运作的诸多特征，并且上升到封建王朝架构分析，足可见作者的功力确实是“首屈一指”。总而言之，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

下面我具体讲讲看了该书之后的一些感受。

“叫魂”案的起源是浙江德清一寺庙的和尚为与另一寺庙竞争香客，编造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人的故事，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这一故事传出后，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纷纷用不同的行为从各个侧面“证实”该故事的存在，从而使得这件本属微不足道的“地方性事件”迅速演化为波及全国的大事件，并且使得当时中国的最高主宰者——乾隆皇帝恐惧了好一阵子。

先讲讲几个使得这个故事迅速传播至全国的主人公，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当时社会、政治的诸多弊端。

妖术传说的制造者自不必说。然后是县衙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关于妖术传播的证据。再往上，就是山东巡抚富尼汉，这是此事件的关键角色。在使得皇帝对此事重视并开始感到事态严重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了证明他的忠心和办事得力，在全省范围内抓了很多与妖术有关的“案犯”，并且审出此案件的发源地是江苏和浙江。皇帝对此非常重视，并严命江浙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迅速抓捕相关案犯，并通报全国令其他地方注意防范。

民众的行为也不可忽视。后来延续至全国其它地方中的事件中，有小孩因为作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辫子也被剪了。也有人欠债抵赖，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到，辫子也被剪了。更有甚者因为私人恩怨，便利用此“大好时机”，向官府“告密”，说发现妖人等等。实际上没有一桩案件属实，都是谎报。而被上面一层一层命令压的抬不起头来的地方官府，正苦于找不到相关当事人，有报料来，便宁肯“错抓一千”，也不肯“漏网一个”。于是，向官府告发，成了“扔在大街上的上了镗的武器”，人人—无论是恶棍还是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用来报复对自己有冤仇的人。而不知情的民众对此事的极度恐惧和盲目无知导致了此事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传播。

而乾隆皇帝，由于对当时的江南有成见，再加上此案的一个明显特征—剪辫子，涉及到清朝立国的根本，再加上山东巡抚及其后的一大批官僚的迎合他心态的“竞相报告”，也对此案开始重视起来，并甚感此案的严重性，并把它定性为“谋反罪”这一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重的让人抬不起头来的罪行。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阶层的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使得本来是两个非常小的小寺庙和尚竞争的事件，迅速演化为波及全国、惊动最高层的全国大案件。案情不算复杂，情况不算严重，可由于最高层对此引发内心深处的恐惧就对次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很多地方大员虽然明知案情的真实情况，可是迫于皇帝的压力，不得不抓大批的替罪羊来证明自己行政的效率。他们是决不敢指出皇帝的错误认识的，虽然此案最后也是几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向皇帝指出此案的荒谬而告终，而这几个敢直言的大臣身份的“特殊性”也是其他地方大员不能比的。

此事件由莫须有的故事演化为全国性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对此，孔飞力先生也作了相关分析，不过他着重是对当时的政治运作的分析，“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等。

这里，我再沿着孔先生已点破的题目在罗嗦几句，分析一下此事件发生的社会基础，也许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首先，民众对妖术的恐慌，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科学普及的很不够。当时的教育一直是以“模糊性”为美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对自然科学普及不够，造成民众遇到此类事件盲目信从，做出愚蠢行为。

但是，从此事的缘起是因为寺庙争香客可以看出当时百姓对宗教的力量的信从程度，也可看出宗教的力量的迅速扩大趋势。可是，当时民众对宗教的信从除了传统因数以及科学不普及之外，还有当时的社会因数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还非常重要。我们来看看当时处于全国最富裕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由于康熙朝和雍正朝已经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因此到了乾隆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摊子。国内稳定，因此人口就迅速增长，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因而也就有“康乾盛世“之说。但是，生活在这样的盛世中的百姓们日常生活到底怎样呢？根据《叫魂》里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随着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数量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加，人民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1748年稻米价格全国范围内疯涨，就是显示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富裕地区如此，偏僻山区就更不必说了。在这样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下，而中国自古及今的政治体制使得百姓不能也不会对政治感兴趣，诉求寻求代表为自己说话，因此只有转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了。中国文化的隐忍特点要使得中国古代的百姓们更多的选择了强调人生就是苦海的佛教。因此，佛教下的和尚就成了此案中的主体。

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迅猛增长与土地有限之间矛盾的突出必然使得一批农民被甩出土地之外，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丝绸业等工业中的雇工。同时，人们不断增长的宗教兴趣，政府对宗教管理的松弛，也使得宗教成为当时吸纳失业、穷困潦倒之人的重要场所。而宗教需要到各地去从事活动。这样，经济发展和宗教发展两个因数推动了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流动的增加，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决定了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传播渠道情况下，对小道消息等的传播起了主力军作用。而妖术后来能迅速传遍全国，社会流动的增加起到了“不可埋没”的作用。并且，包括贫民、雇工、乞丐以及真假下层和尚、道士（这里假主要是指有很多没有经过正式程序入教，仅是借披着道袍而求生的人）在内的这些流动人口，由于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的落后，很容易在路上结伴而行，对彼此的信息、思想以及行为都有影响，甚至能起到同化、相互促进作用。这一点对“叫魂”妖术的传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接下来就社会流动增加，而生活在当地的民众对这些外来的陌生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种心态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般而言，社会中的民众心态的研究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而社会心理学则认为社会中民众的心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决定的。前面已经讲过，民众生活压力的加大，使得他们虽然信奉劝人行善的宗教，但是当他们面对以前没接触过的外地人时，他们认为有一定的风险，因此选择了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官府对社会流动人口尤其是僧人道士疏于管理，在使得他们队伍迅速壮大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他们的恐惧。在妖术的故事到处传播的情况下，生活周围碰见一两个外地人自然会让他们惊慌失措。再加上几个别有用心人挑拨，当地的“叫魂”故事就诞生了。而在当地的外地人就成了倒霉鬼了，民众就会把他们当成妖术的嫌犯抓起来送往官府。

而且，妖术的后续发展中还有很多是因为人性的阴暗面导致的。比如说衙役贪图钱财敲诈百姓不成，就诬陷说是妖党，屈打成招。还有很多向官府告发的民众是处于私人恩怨而陷害别人的。正如孔飞力先生所说，妖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互相陷害。这样的社会不是健康的社会，而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只关注于政治上的相关性，没有注意到民众的脆弱心态。实际这也是和平时期民众面临巨大生活压力，而又没有相应扎实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引导导致的。从而也导致了上到官府、下到普通民众对流动人口持敌视态度，对贫困阶层的责任感意识逐渐减弱。因而一但出现有关陌生人的传言，这些流动人口就成了“千夫所指”和“嫌疑犯”。由此可见，对社会边缘群体官府应该管理和关怀，并引导民众对之的正确态度，否则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由于种种误会和缺乏沟通，而演变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

最后，官府行为的失当对此事造成民众恐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社会流动人口的疏于管理使得下层僧人道士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各色人等的大杂烩。而这就更增加了民众对他们的恐惧。恐惧来自于无知，无知来自于缺乏沟通。在这一点上，政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告知。

而且，面对此事造成的民众恐慌和来自上层的搜捕命令，基层官府只是一味的抓捕，宁肯“错抓一千”，不愿“放走一个”。这些都无足轻重，可关键是基层官府抓住罪犯后只满足于向上头报告，而没有仔细审讯并将“错抓”的百姓放走，并向民众宣告审讯情况。谣言止于公开，民众眼中看到的、耳中听到的是被抓到的妖人数目不断增多和身边人被妖术所“迷”的例子，怎能不恐慌？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此事怎能不迅速传遍全国？而此民意，政府负有很大责任。发生地区性恐慌事件，地方政府负有迅速应对、弄清事情真相并告之民众的责任。民众了解了真相，也就不会发生恐慌，这样的小事件就能于“苗头”势头中被扑灭。这样才能为民众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去年发生的非典事件，政府前后不同的表现取得明显不同的效果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

以上几点就是我对叫魂案件发生的社会因数的分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意义是在当下。处于乾隆盛世发生叫魂案件，我们前年也不是有非典吗。虽然前者是莫须有，后者是实际存在的病例，但是地方性事件传播的一些特征还是相象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同时，叫魂案件中发生的社会因数，我们当下也要注意。虽然现在通讯工具机器发达，可是非典期间不是有“大头娃娃预言”迅速传播的丑闻吗？不光是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中民众的心态及价值观的塑造及引导也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叫魂”事件可以看的很清楚。对于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恐怕也有会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