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逊是英国历史学家，曾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大人物。在《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中，他以不一样的视角切入，剖析了现代世界的起源和裂变。澎湃新闻近授权摘编该书“超级大国与种族灭绝”章节关于文化变革部分的内容，正如约翰逊所说，“这场变革的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正如1790~1830年的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一样”。

1913年，佳吉列夫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Sacre du Printemps）搬上了舞台；到那时，勋伯格已经发表了他的无调性《三首钢琴曲》，奥尔本·贝尔格发表了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3号）；马蒂斯发明了“立体派”这个术语。也正是在1909年，未来派发表了他们的宣言，库尔特·希勒在柏林创办了他的“新俱乐部”，它是一场艺术运动的策源地，这场运动将在1911年首次被称作“表现主义”。

1920年代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人物都已经在1914年以前发表、展览或演出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战前现象。但是，需要一场巨大斗争所带来的剧烈动荡，需要它所促成的政治体制的分崩离析，只有这样才能给现代主义带来它迄今为止所缺乏的激进的政治维度，并让它感知到一个已经土崩瓦解的世界，而它正是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因此，佳吉列夫在1905年奏响的那挽歌般的（甚至是不安的）音符引人注目地反映出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变革的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正如1790~1830年的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一样。我们注意到，1916年，詹姆斯·乔伊斯、特里斯坦·查拉和列宁全都作为流亡者客居苏黎世，在等待他们的时机。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主义在宣传的炫目强光中登上了一个似乎空荡荡的舞台。1918年11月9日晚上，表现主义知识分子的一次会议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召开，会议要求剧院国有化，政府补贴艺术行业，解散所有专业学会。超现实主义大概打算给予弗洛伊德的观念以视觉表达——尽管它的起源完全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行动计划，正如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一样。但这只是表面的泡沫。更深层地看，正是相对论所导致的空间和时间的迷惑，正是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在新的创造模式中被认为是典型特征。

1919年6月23日，马塞尔·普鲁斯特出版了《在少女们身旁》，这是一次巨大实验的开始，其实验的领域是破碎的时间和隐秘的性情绪，而这些正是人们新的关注焦点的缩影。6个月之后，12月10日，普鲁斯特被授予龚古尔奖，法国文学的重心做出了一次决定性的转移，远离了幸存的19世纪大师。当然，迄今为止，这样的作品还只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少数人当中流传。

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不得不自掏腰包印行这部作品的第一卷，并以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销售它们（甚至迟至1956年，全套《追忆似水年华》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足10000套）。詹姆斯·乔伊斯也在巴黎，他根本不可能在英伦诸岛发表作品。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完成于1922年，不得不由一家私营印刷所印行，然后偷运过边境。但它的意义并没有被人忽略。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比这部小说更清楚地说明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了文学的语言。也是在1922年，诗人T.S.艾略特（他本人最近被认为是时代的先知）写道：它“摧毁了整个19世纪”。

乔伊斯

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两位伟大的先驱和重心转移者，在他们无意间共享的宇宙观中都没有对方的位置。1922年5月18日，他们在巴黎会面了，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首演结束之后为佳吉列夫和全体演员举办的派对，作曲家和他的舞台设计师巴勃罗·毕加索也出席了这场派对。普鲁斯特此前已经冒犯过了斯特拉文斯基，他很不明智地让乔伊斯顺道搭乘他的出租车回家。这个醉醺醺的爱尔兰人告诉普鲁斯特，自己一个字都没读过他的作品，被激怒的普鲁斯特则回敬道，自己在驱车前往里兹饭店（他在那儿的夜晚随时都有约会）之前也从未读过乔伊斯的作品。6个月之后，普鲁斯特去世，但在这之前，著名数学家卡米尔·韦塔德已经在一篇文章中把他奉为爱因斯坦的文学诠释者。乔伊斯在他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用一句双关语“Prost bitte”把他给打发了。

有人认为，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一些作家（当然还包括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观念）“摧毁”了19世纪，这个观点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异想天开。19世纪见证了个人责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分别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观念——的高潮，那是犹太－基督教和古典世界的共同遗产。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分析艾略特对《尤利西斯》的裁定时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像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一书中）这样重要的美学家完全可以把“以一束猛烈的、像宝石一样的火焰燃烧”的能力归类为“生活中的成功”。“在19世纪，”特里林写道，即使“像佩特那样优雅而超然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根据个人的生活做出成功或失败的判断。”19世纪的长篇小说本质上都涉及个体在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功。《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不仅标志着反英雄的闪亮登场，而且标志着个人英雄主义作为想象性创造的核心元素的毁灭，以及不屑一顾地摒弃了对道德平衡和道德裁决的关切。个人自由的行使将不再是人类行为中极其有趣的特征。

这与塑造时代的新兴力量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是诺斯替教的另一种形式，它声称自己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从经验上洞察其背后隐藏的真理。马克思有一席话，引人注目地预示了我刚刚引用过的弗洛伊德的那段话，他说：“表面上看到的经济关系的最终模式……与其内在的然而却是隐藏着的根本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表面上，人们似乎在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出判断，决定事件。但实际上，在那些熟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人看来，这样的个体，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过是一些漂浮物，被经济力量那无法抗拒的汹涌大潮冲来冲去。个体的表面行为只不过隐藏了他们几乎完全11不知道的却又无力反抗的阶级模式。

同样，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个人良心（这是犹太－基督教伦理的核心，也是个人主义实现成功的主要发动机）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安全装置，被集体创造出来，以保护文明秩序免遭人类存在的可怕攻击。弗洛伊德主义包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它有一个本质的话，那就是对罪的描述。1920年，弗洛伊德写道：“严酷无情的超我与服从于超我的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把这一紧张称为‘负罪感’（the sense of guilt），文明已经通过弱化并消除这种负罪感，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个代理机构来监视它（就像在一座被征服的城市里派出一支驻军那样），从而控制了人们渴望攻击别人这样一种危险的欲望。”负罪感因此不是缺德的标志，而是美德的标志。超我或良心是个体为了保全文明而支付的昂贵代价，它在痛苦中投入的成本将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可阻挡地增加：“先兆性的外在不幸……被转换为永久性的内在不幸，被转换为负罪感所带来的紧张。”弗洛伊德说，他旨在向人们展示：任何人性弱点都无法解释的负罪感是“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已经暗示的那样，就创造出那些使得犯罪和恶行变得不可避免的条件而言，社会很可能是共同犯罪的。但是，个人的负罪感是一种应当驱除的错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个别犯罪；我们全都有罪。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全都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了1920年代：这个世界并不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意识的经验主义感知塑造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时间与距离，对与错，法律与正义，以及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特性。但意识并不值得信赖。此外，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侵蚀了高度发展的个人责任感以及一套既定的、客观上真实有效的道德法则的基础，而这些正是19世纪文明的核心。人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这个宇宙中，一切价值衡量都是相对的，这个印象有助于证实他们对道德混乱的想象——这一想象既让人惊愕，又令人兴奋。

正如W.B.叶芝所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所释放出来的”难道不是“纯粹的混乱”吗？在很多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是罗马衰亡以来最大的灾难。德国出于恐惧和野心，而奥地利则出于顺从和绝望，都是以一种其他交战国不曾有过的方式想要这场战争。它标志着德国哲学中悲观主义浪潮的顶峰，这是战前时期12它最显著的特征。德国的悲观主义与美国、英国、法国甚至还有俄国在1914年之前的那十年建立在政治变革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是知识界的财产，而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尤其是顶级阶层）中都可以找到。

在这场大决战爆发之前，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和亲信库尔特·里茨勒就发出了有点阴郁的音符，他的主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把德国和欧洲领入了深渊，里茨勒说：“总理预料，战争——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必将导致现存一切的连根拔除。现存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过时，没有理念。”7月27日，他写道：“在劫难逃的厄运比高悬于欧洲和我们这个民族头上的人的权力更大。”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弗洛伊德出生于同一年，他仿佛就是“死亡本能”的化身，而后者正是在那个恐怖的十年结束时杜撰出了这个词。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样，霍尔维格也读过1895年出版的马克斯·诺尔道的《退化》（Degeneration），并熟悉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的退化理论。不管有没有战争，人类都在不可避免地退化；文明正在朝着毁灭迈进。这样的观念在中欧早已是陈词滥调，为人们认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铺平了道路，而这本书碰巧出版于1918年，当时，那场预言中的自杀已经实现。

再往西边，在英国，约瑟夫·康拉德（他本人是个东欧人）是反映这种悲观主义的唯一一位重要作家，他围绕这一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Nostromo，1904），《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在西方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胜利》（Victory，1915）。这些绝望的政治布道词，披着小说的外衣，宣扬了一个预言，托马斯·曼将在1924年以他的《魔山》一书向中欧宣布这一预言，正如他两年后在《密探》德译本的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

在康拉德看来，这场战争只不过证实了人类困境的不可救药。从60年后的视角去看，一定有人说：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唯一其远见在每个细节上都依然清晰而真实的重要作家。他把马克思主义斥为恶毒的胡说八道，肯定会产生令人恐怖的暴政；而弗洛伊德的观念不过是一种“魔法秀”。这场战争证明了人的弱点，但在另外的方面，它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庞大的改革计划，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一切“解决办法”，都是虚幻的。1922年10月23日，康拉德写信给伯特兰·罗素（罗素不久前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问题》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他在信中坚持认为：“在任何人的书里或谈话中我都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对抗我根深蒂固的感觉：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在劫难逃……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唯一的疗救之道是内心的改变。但看看过去2000年的历史，没有太多的理由指望这种事情，就算人已经开始飞……他也不可能像鹰那样飞，他只能像虫子那样飞。”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康拉德的怀疑论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十分少见。有人把战争本身看作进步的一种形式。H.G.威尔斯在一本名为《终结战争的战争》的书中宣布了这一观点。但是，到了停战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进步，就像某种连续不断的、几乎是不可阻挡的事物一样，也彻底消亡了。1920年，伟大的古典学者J.B.伯里在《进步的观念》一书中，宣布了它的死亡。“一种新的观念将会篡夺人类指导观念的位置……进步本身难道没有暗示这样一个观点吗：作为一种学说，它的价值仅仅是相对的，只不过是相对于某个不是很先进的文明阶段而言。”

杀死有序进步（与无序进步相对）这一观念的，正是文明欧洲过去四年里犯下的弥天大罪。有一种不可想象的、前所未有的道德退化，对此，任何一个直面事实的人都不可能怀疑。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陆军部的一张纸上匆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切时代的一切恐怖行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不仅有军队，还包括全体人民，都被推入了这些恐怖行为当中。那些卷入其中的高度文明的国家都认为——并非毫无理由——它们的生存岌岌可危。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统治者，对于他们认为能够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战争的任何行为，都不加拒绝。对人性或国际法的每次粗暴践踏都会受到报复——常常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报复。无论是休战，还是和谈，都没有减缓军队之间的冲突。伤者在两军阵线之间死去，死者朽烂成泥土。商船、中立国家的船只和医疗船沉没于大海之上，船上的所有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或者葬身鱼腹。人们做出各种努力，试图用饥饿让整个国家屈服，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城市和纪念性建筑被大炮炸得粉碎，来自空中的炸弹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下来。各种形式的毒瓦斯使士兵窒息而死，或者把他们烧焦。液体燃烧剂被投射到他们的身体上。人从空中掉落在烈火中，或者在海上黑暗的隐蔽之处窒息而死，常常是慢慢地死去。军队的战斗力仅仅受限于他们国家的气魄。整个欧洲及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巨大的战场，许多年的拼搏厮杀之后，在战场上溃败奔逃的不是军队，而是国家。当一切都结束，那些文明而科学的基督教国家唯一能够拒绝接受的两项权宜之计是酷刑和吃人：它们的效用值得怀疑。

正如丘吉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所列举的那些恐怖行为被“高度文明的国家”所实施。事实上，它们完全超出了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邪恶）的力量。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年干涉前夕所吼道的那样：“战争是国家的良药”。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伍德罗·威尔逊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在1916年以一份和平政纲赢得连任，他警告：“一旦把这个民族带入战争，他们就会忘掉世界上还有宽容这么回事……残酷无情的精神就会进入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中。”（文/保罗·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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