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现象

对「陈水扁现象」有过深入研究的人，可能都会得到类似的结论：「陈水扁现象」其实是台湾社会的缩影。阿扁的确是「台湾之子」，他除了承袭台湾社会好的一面，也深受台湾社会坏的一面影响，到最后自己与太太误入歧途，更加反映出台湾社会某些结构性问题。

阿扁昔日重要幕僚接受本书工作小组采访时强调，他无意为阿扁做错的事进行辩解，但他的确认为「台湾社会还不健全，才会出现阿扁这种领袖。事实上，台湾社会产生不了天纵英明、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的领袖，每位领袖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执政边学习。」　这位幕僚指出，台湾社会应该把扁家当作反省的材料，但这些反省应该要回到结构性问题来进行，台湾社会才可能进步。他认为台湾社会在扁案后已有一定的进步，但民进党本身以及台湾政治、政党文化，目前还看不出来具体或明显的进步，显示台湾在民主政体的成熟性、国家认同的完整性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有西方探险家去探访古印加文明，请当地原住民带路，走着走着却突然停下来，探险家问原住民为何停下来？原住民说，『刚刚身体走得太快了，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跟上。』从民主化进程来看，台湾社会快速从战后、威权进入经济成长、政治改革，社会期望值就出现了，冒出快速迈向先进国家的期望，但整体而言，台湾的民主化至今仍然是『身体太小、灵魂太大；床太小、梦想太大。』

其实，不管是检讨阿扁、民进党或台湾社会，都是这样的问题。改革的过程必然会有代价，但民主文化还不够成熟，社会跟不上改革的脚步，很多问题更是累积了数十年的政坛积弊，我们愿不愿意忍受和承受这些代价？执政者必须想清楚这些东西，社会也必然会面对这个问题，若整个社会都能因此产生自觉，那就是『身体开始赶上灵魂』了。」　

知名作家、前香港光华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则在二〇一〇年六月六日心灵工坊主办的「台湾政治领袖心理档案──从心理社会观点认识陈水扁」第二次论坛中，于回应杨照〈第一名症候群〉论文时提出「华人文化共业」观点。

平路指出，阿扁在狱中还是用非常量化的数据，得到他要的肯定。外界只关心阿扁的成长背景和相关因素，但更应关心的是社会集体部分，为什么在阿扁成长的过程中，社会集体一步一步都强化了他后来发展的方向？

第一名症候群

她认为，关键在于社会的多元价值被抹煞，只强调单元的追求第一名。除了阿扁自己追求，社会文化中的庸俗化儒家，从科举考试到「第一名症后群」其实一脉相承，内圣外王的信念到现在都还存在许多人的心中，「意思是说，你得了第一名，外在标准中获得肯定，这意味着你的里面是一致的、没有问题、可以符合同样标准的。这股内部的文化暗流贯穿了很多现象。」

「社会的多元标准可能并陈，也可能互相抵触，但会让学生很容易在其中看到缝隙，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问号。建立内在标准，而不是外在标准，往往才是更重要的；可惜阿扁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一路顺遂，只能在顺遂中自己想办法克服他原有的自卑感。」

平路强调，由于台湾社会集体强调「第一名症候群」，很难培养和维持怀疑的精神，「当你的反省够深刻，才有能力怀疑自己为何在口中说爱台湾，作为却让台湾后退很多年。例如美国前总统约翰逊，他在外享有总统的尊荣，却仍怀疑自己原本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指越战政策），是否反而造成更多生灵涂炭？这种反复的自问自答，才能帮助政治领袖有能力透过清楚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向」。

她并指出，「我之前在香港，因为职务的关系常接触记者，二〇〇四年的三一九枪击案，乃至于二〇〇八年扁家弊案，我在接受华文记者访问时，他们往往会用二分法看待扁，扁似乎就是罪行重大、罪不可赦；相较之下，以英文写作的记者，反而比较能想到，扁的问题是不是华人文化的共业？那个大大的标签，是否也会远超过小小的虚无主义者所应承受的？」

知名社会学者、现任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教授的叶启政，则在这场研讨会中立即响应杨照、平路表示：「非常同意杨照和平路的观点。对台湾来讲，陈水扁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整个社会如果没有呼应的条件，第一名症候群也不会有这么庞大的效果。两蒋时代后，李登辉在那样的体制下掌握权力，然后再经过民选；他掌权的过程，无法反映台湾选举制度在选择国家领导者可能带来的特点。

锣没有槌不会响，要有适当的条件，第一名症候群才会发酵，马英九可能会是未来的另一个个案。我们无法单纯分析扁个人的心理状态，真正要检讨的不是陈水扁个人，而是整个台湾社会的精神结构。我们的选举是要选明星？还是应该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物？这是对台湾社会的挑战。」王浩威医师则向本书工作小组强调，扁家弊案中最核心的「扁珍关系」，牵涉到台湾社会文化中的「受害者情结」（吴淑珍遇车祸而半身不遂），但台湾社会从解严至今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论述，没有「我是加害人」论述，这可能是更需要思考与面对的社会深层问题。

共犯结构

「这是涉及转型正义的重要课题，从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至今都只有『受害人论述』而没有『加害人论述』，在当时高压环境下，有些人则是沉默地看着周围的人被抓走；回到扁案来看，其实我们都是『集体加害人』，因为执政八年我们的默许也是『共犯结构』，但台湾社会很缺乏这种讨论。

由于台湾社会到现在只有『我是被害人』的论述，都没有『我是加害人』的论述，到最后互相的怨怼和分裂愈来愈深，真正的宽恕和理解会愈来愈遥远。每个人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是『集体加害人』的角色，眷村的人只会想自己怎么受害，却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嘲笑本省人，而本省人只想到自己到台北怎么被歧视，却没有想到自己是怎么样看到眷村的人就想打、绝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省仔』的心态。没有这种思考，社会和解就变得不可能。」

王浩威认为，陈水扁在政党轮替时拜会前「情报头子」王升，完全就是想要跳过转型正义，但王升等昔日加害者没有道歉，没有呈现出加害人论述，这种和解就没有意义。而台湾的加害人论述更适用于汉人与原住民之间，「去年澳洲总理在国会正式向澳洲原住民道歉，如果有台湾总统可以向原住民正式道歉，说出希望这些悲剧不要再发生，这样才能提醒大家，我们都是『加害人』的后代，都曾经从对他者（原住民）的加害获得利益，这样才能让社会和解变得可能」。

王浩威指出，台湾社会如果能够建立「共犯结构」乃至「加害人论述」，阿扁不会那么容易操弄族群议题、进行族群动员，台湾社会也可以比较理性看待扁家弊案的各种结构性因素。

事实上，任何领袖都不可能脱离所处的时空环境而自创存在意义，回溯台湾历史发展从二二八事件以降的幽微心理层面，阿扁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代表部分本省族群的长期「受害心理」，阿扁的性格也很容易跟这群受害者结合，让这种受害情结进一步发酵。

但是，这种受害情结愈无法升华，台湾社会就愈容易落入对立情境。因为当本省、外省族群的受害情结都难以化解时，有些人就会激化成为深绿、深蓝基本教义派而同仇敌慨，而当蓝绿政治领袖缺乏安全感时，就会特别寻求深绿、深蓝支持者的温暖与慰藉，这种极端化倾向反而会形成民主政治的一大威胁。

阿扁可能是台湾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某种「受害者」，在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保持沉默的中道力量也可能是某种「共犯结构」。无论如何，这段错误的历史都已无法回头，台湾社会必须更深刻反省「被害者论述」与提出「加害者论述」，也必须开始思考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这些反思已成为「后陈水扁时代」台湾社会向前迈进的重要课题。

本文节录自《信任与背叛：陈水扁心理档案》第十章【档案十：「陈水扁现象」的集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