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何以是一种悲哀？——阅读《甜蜜的悲哀》黄剑波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当三联书店2000年推出《甜蜜的悲哀》中译本时，出于对萨林斯的景仰，第一时间就购买到手，一睹为快。尽管当时对于萨林斯的旁征博引，特别是欧洲历史和基督教神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和梳理深为佩服。现在看来，那时并没有读懂，也没有真正领会萨林斯的深意，留下的只是一个隐约的印象：好题目，既有文学性，又引人思考。倒是王铭铭的那篇译序帮助我体会到一些萨林斯对于“本土人类学”(nativeanthropology)的思考路径的意义。

匆匆数年过去之后，当我考虑如何为研究生开设2009年秋季的人类学经典作品选读课程时，想到既然是要选读“经典”，就把这篇“宏文巨制”列入其中。最初本来想只是阅读中文译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梳理一遍，作为阅读其他更为晚近的民族志作品的基础或“导论”。但细读下来却发现很有必要对照英文做进一步的研读，而这样的结果却是花了差不多半个学期才勉强读完了整篇文章，但其中一些段落，包括附录其后的评论及萨林斯对评论的回应都读得有些粗略。其间，既有跟随前辈思想同游的“甜蜜”(sweetness)，也不乏感叹自己学疏才浅的“悲哀”(sadness)，这大概是萨林斯没有预料到的作为读者的感受。

关于《甜蜜的悲哀》

1995年4月12日，萨林斯应邀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1994年度西敏司讲座(Sidney MintzLecture)作题为《甜蜜的悲哀》的演讲。次年，这篇多达5万字的长文正式发表于《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7,No.3, pp395-428)杂志。同时收录的还有6位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类学者的评论以及萨林斯的回应。

这篇文章后来在学界被广为引用，或作为思考的引子，或作为批评的靶子。与此相对，国内的相关讨论并不多见，我所看到的除了王铭铭的一篇代译序（在其1998年对萨林斯的介绍文章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还有就是高舒（2007a,2007b）的两篇介绍文章。

王铭铭在其译序中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萨林斯的学术生平及其研究线索，认为《文化与实践理性》论证了西方经济实践受符号结构支配的现实性，《生物学的运用与滥用》批判了生物决定论对于人的符号能动性和道德能动性的否定，《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则指出了文化变迁对于本土符号结构的依赖性，而《甜蜜的悲哀》则是对之前这些关于认识论与宇宙观之间关系的探讨的进一步深化（译序，页22）。王铭铭还提到，萨林斯在1998年于北京大学发表的“什么是人类学的启蒙？”一文（作为附录被收入《甜蜜的悲哀》中文译本），继续了这一思考，进一步探讨西方“本土”的世界观问题及其对非西方社会或他者的认识的深度影响。而这一系列的研究构成了自1970年代以后萨林斯的主要工作，按王铭铭的说法是符号文化决定论(symbolicdeterminism)的努力，旨在阐述一个逻辑，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实践受制于人对其生活世界的符号表述（译序，页22）。

如同萨林斯其他作品一样，《甜蜜的悲哀》的思路和逻辑非常清晰，所有讨论都旨在探讨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或人观），梳理其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的深刻影响。从结构上来说，这篇文章共分八个部分，在“恶之花”作为导论，以及“甜蜜的悲哀”作为结论之外，中间安排了六个章节，其中分别以anthropologyofsomething为题讨论了几个人类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如需求(need)、生物学驱力(biology)、权力(power)、上帝的护理(providence)、现实(reality)。

值得提到的是，萨林斯的导论题目“恶之花”(flowers ofevil)显然是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57）的同名诗集的借用，而且在一些观念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其中对于罪恶的观念如果离开了欧洲基督教传统可以说是完全无法把握和理解的。

另外一点需要提到的是，在对“需求的人类学”进行考察之后，萨林斯特意安插了一章对于文艺复兴的分析，指出早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哲学家（或神学家）已经把宇宙想象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页19）。萨林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对于需求驱动的、追求自我满足的人的道德提倡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贡献，尽管它没有像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那样广为人知，但却显然同样影响深远（页16）。

《甜与权力》与《甜蜜的悲哀》

出于对西敏司本人的尊敬以及对西敏司（1985）的研究思路的一种延续，萨林斯将其演讲主题定为“甜蜜的悲哀”（The Sadness ofSweetness）。这个题目本身颇为值得玩味，一方面显然可以看到萨林斯对西敏司经典作品《甜与权》(Sweetness andPower)中的隐喻的借用和演绎，同时也是对西敏司的思考的进一步发展。

萨林斯一开头就向西敏司致敬，称其1985年的著作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敢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经济(culturaleconomy)来研究，并通过探讨糖的历史，指出正是西方社会的本土人论(nativeanthropology)在近代历史的特定点上赋予了甜蜜其经济上的功效。西敏司已经注意到，在其原产地，茶、咖啡、巧克力等都是不加糖的，而在其被引入欧洲之日开始，就是加糖的，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西方人试图接着这种甜味使得工业革命的苦痛变得可以忍受的努力。而这种加糖后的苦味则恰好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人生的一种体认：我们活着的日子乃是朝圣之旅。在其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西敏司更明确地提出，“（在当代美国社会）我们消费，但我们所有人却一直对此并不感到幸福……自我否认中具有德性，而消费则是一种罪孽，这种感受依然强烈。”(参看页6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林斯认为西敏司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能够产生巨大的知识能量。萨林斯总结道，西敏司对甜蜜（或糖）的考察一方面准确地概括和综合了西方历史中基本的文化主题，同时还揭示了西方本土人论本身的历史相对性。换言之，西方的人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系、社会科学模型和概念，乃是一种西方独特(westernpeculiar)的宇宙观。而萨林斯自己则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对西方人论的前提(premise)展开讨论，并选择了他认为与西敏司的研究最为相关的四五个关键概念进行考察。

不过，或许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从《甜与权力》到《甜蜜的悲哀》，其中既有思考上的延续，但也当留意其差异。西敏司认为自己对糖的研究首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诞生”，他认为西方世界在17世纪中期的转型导向了这样一种境域：“人们对日常自我的确认根据的是他所购买与所消费的，这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震撼性的影响。它在最初显得琐碎甚至微不足道，然而这确实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萌生的先兆。”

这似乎暗示了他认为现代性与西方思想传统的某种断裂。

而萨林斯的重点却是要讨论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其实具有更为古老的渊源，他在讲座一开始就指出，他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种宇宙观既不起始于启蒙运动，也不终结于启蒙运动。它们是历史悠久的本土文化结构，至今依然占据学院式人类学（以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并使我们对别的族群的理解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页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林斯并没有完全遵照西敏司的框架，主要探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以其思考为起点，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的更深层、更全面的“知识考古”。而且，他的关注不在于断裂，而是相反，强调的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延续性和深刻性，甚至在所谓现代性的“革命”范式下也仍然得以承留。

甜蜜何以是一种悲哀？

那么，在萨林斯笔下，到底甜蜜所指的是什么？悲哀又是何意？最关键的，甜蜜何以是一种悲哀呢？

甜蜜这个概念显然是萨林斯沿用西敏司的一个用法或隐喻，大意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幸福，特别是指在需求得到满足时的甜美。而悲哀之意则正好在于这种认为人生在世不过是寻求某种满足的看法，只不过是对痛苦的缓解(melioration)，注意，只是缓解，而绝非解决，因此，这无疑是一种人类所必须面对的深层的悲哀。

其实就字面而言，也可以看出萨林斯对于甜蜜与悲哀之关系的理解，其强调是在于“悲哀”。在萨林斯看来，悲哀是常态，是根本性的，而甜蜜则是一种试图缓解悲哀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或追求越是恒久，其“悲哀性”则更持久地被显明出来。因为人之有限性(finitude)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显然是循着奥古斯丁对于罪(sin)的经典论证，即恶为善的缺失(evilas the absence ofgood)，上帝并没有创造罪恶本身，但是人有犯罪的可能。人作为有缺乏和需求的不完美的造物之本性，既是罪之因(cause)，也是其恶之果(crime)。萨林斯继续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惩罚就是罪行”，即人因着自己的不足或缺乏，但又试图“与上帝一样”，因此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隶，摘那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过是人因着自己的欲望而发出的具体的行动而已（参看页8）。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萨林斯对于自己为什么要选用“悲哀”一词，进一步解释道：“将生活界定为追求幸福的人长期看来无一幸免都是不幸福的。换言之，人正因为自己先天的有限性这样的“不幸”而追求幸福，而这正是人根本性的“悲哀”。萨林斯引用达朗贝尔（d’Alambert1963:10-11）的话说，“痛苦是我们最真切的感受，快乐从来不曾让我们真正胜过痛苦。”换言之，人是在痛中试图寻找快乐，但痛仍是人的主要感受（参看页68）。

在禁欲这个视角下审视资本主义的“甜蜜”，确实能够读出其本质上的“悲哀”，因为人不过是在妄图满足一个永远达到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人类的悲哀，更是一种人性意义上的永恒悲哀。

但是，基督教的传统并不仅仅是单一方向的“禁欲”，而是有着悖论式的表述传统(paradoxical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它从来就不是仅仅关注彼岸世界(other-wordly)的宗教体系。无论它是把彼岸带到当下，还是把当下连结到彼岸，这两者之间都是有延续性的，而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断裂”。

另外，萨林斯也承认他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犹太-基督教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些通常的主流看法。他也提到已经有批评者认为在基督教的某些传统中并不明显的存在被他作为论述基础的人观问题上的二元论。他同意这个评论，不过，他认为以作为西方基督教主流的二元论为基础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仍然是正当合理的。

无疑，萨林斯的思想考古是极富洞见的，他所采用的“甜蜜的悲哀”这一隐喻也是发人深省的。然而，我们或许还是可以继续追问，这种甜蜜的悲哀是否也可能被表述为“悲哀的甜蜜”，或者说，人是痛并快乐着。

人观、人论与人类学

萨林斯在讲座开头就指出了如今的(至少是汉语)人类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即在欧美传统的人类学这个词的使用上本身至少就有两个层面上的涵义：即作为一门文化学科的学术人类学(academicanthropology as a cultural discipline)，以及作为西方社会的本土人论(native anthropology ofWesternsociety)。如果考虑到西方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人论与哲学意义上的人论上的差异，或许可以将后者称为“人观”。如此，我们所通常使用的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就具有了三个相关、重叠，但又有所不同的层面或涵义：即（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人论，哲学意义上的人观（如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以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

另一点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是，前川启智在其评论中指出，萨林斯的考察等于是一种“反向的人类学”（页86）。也就是说，他所注意到的学术意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即西方人类学者使用原本用于研究异邦文化的方法来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考察。但是，萨林斯这里所做的“思想考古”，即到久远的过去中去寻觅“现代”的“以往”，其实是与其研究波利尼西亚等异邦文化的努力所遵循的那种试图在远方去探索人文类型的不同可能性的理念乃是一样的，即都是旨在一方面发现人文类型，更是试图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实质（参考译序，页17）。而这其实与大多数人类学家所做的是一样的，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萨林斯与其他人类学家所认识的人类学可以被归结为：认识文化，理解人性。

参考文献：

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高舒：“行走在文化思考的边缘——《甜蜜的悲哀》的音乐人类学断想”，《福建论坛》2007年10期

高舒：“怀抱甜蜜，舔尝悲哀——论萨林斯对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东南传播》2007年7期

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见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D’Alembert, Jean Le Rond. 1963. Preliminary Discourses to the Encyclopedia ofDiderot. Trans. By Richard N. Schwab.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Mintz, Sidney. 1993. The Changing Role of Food in the Study of Consumption. In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 By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pp.261-273.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