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明太祖登基，建立大明王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命人着手编撰《祖训录》，历时六年书成，后来又两次修订，最后定名为《皇明祖训》。底层出身的明太祖生平最重视的莫过于此书，这是他为“朱家人”子孙后代定下的规矩，是比《大明律》更高的家法国规，为的是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由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最终还是亡了，亡在了流寇李自成和满清铁骑之下。要论君主的气魄与能力，明太祖与他的四子明成祖（永乐帝）在历史上皆一等之枭雄，数风流之人物，为何太祖定下的规矩，之后的皇帝守不住祖训，最后为宦官所操弄，落了个亡君亡国？权力集中在朝廷，王权专断、君临天下，真的能成大事吗？

都说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是秦皇开创的君主专制，时人喜谈“周秦之变”，从西周的贵族封建制转向秦汉以王权为核心的郡县制，秦汉体制，历二千年而未变。这些说法，笼而统之，忽视了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其实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汉唐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后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独裁专制。从封建到郡县的“周秦之变”固然不错，但更值得留意的是从共治到独裁的“宋元之变”。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异族入侵之后，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没亡，这是可争议之题，但汉唐两宋施行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后，再无续曲。

中国的君主独裁专制，究竟始于何朝？日本的京都学派二代传人宫崎市定将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君主独裁是一种法律化的建制，大小决策虽然由行政官僚拟案，但最后皆由君主一人乾纲独断，这是自宋代以后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汉隋唐，虽然有像秦皇汉武这样的刚愎人主，但他们只是凭个人的意志与能力独断专行，远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为转移的君主专制。枭雄一死，后主羸弱，遂回到汉唐的常规制度：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所谓共治，乃是分内朝外朝。宰相原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与天下之国事都得由宰相这一大管家来打理，汉武帝之后，国事与家事、公与私得以区分，宰相率领儒家士大夫执掌外朝，独立于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现。内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组成。君主身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实际的行政权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权与相权之划分，通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这有点像现代企业的管理，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为系统。唐代的相权虽然一分为三，分为中书（决策）、门下（复核）和尚书（执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权力较之两汉有升无降。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诏书，君主只须同意画敕而已，这还不够，皇帝的敕令还要送到门下省的文官复核审查，合乎法律与规矩之后，再送到尚书省执行。唐朝士大夫权力嚣张，王权谦卑，不是没有缘由的，中世之际，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后有门阀支撑，皇帝不过是贵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长，王权在相权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独断。

君主与王权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代十国大乱之后，门阀贵族渐亡，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来自乡间布衣，要看王权的脸色，君重相轻，宋朝国策的最后决定权不再在宰相手里，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过，为了防止唐末的藩镇割据重现，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两宋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宋太祖立下了“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矩，士大夫的权力与尊严然受到君主的尊重。传说北宋名臣包拯在担任谏官任内，屡屡犯言直谏，唾沫星子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欣然接纳良言，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两宋的历朝皇帝很少有昏君，大都开明大度，而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学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为人正直，敢于担当。无论是君主，还是宰相大臣，皆以法为度，不敢僭越。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欲提拔某臣僚，太祖不喜此人，不拟批准，赵普不高兴了，批评太祖：“赏罚分明是古今往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的个人好恶来定夺？”太祖气急，径自走开，赵普追上去，不罢不休，太祖自知理亏，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两宋在制度上比较起汉唐虽然君重相轻，但宋代的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君臣相处，都比较方正，故可以保持和谐的平衡。

中原文明来自农耕民族，自春秋战国年代便产生了轴心文明的突破，文化成为立国之本，文化人有其高于军功贵族的特殊地位，君主为天子，秉承天命统治天下，但这只是一重权威，天命还有另一重权威，那就是士大夫掌握了何为天命的解释权，王权的统治，是否合法，是否顺乎天合乎民意，要看士大夫的舆论转移。君主与士大夫各各秉承天命的双重权威，是共治天下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治理天下是一门专门的技艺，需要博雅的知识，以宗室、外戚、宦官组成的内朝如何承担得了，同样要有理性化的文官来实现。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后终于被打破了。来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后代骁勇有之，文明不足。他们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华夏汉民族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到了孔孟，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执政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蒙元统治者来自狩猎民族，他们将打下的江山连同民众统统视为狩猎品，宫崎市定说：“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了民本的观念，当然更谈不上尊重士大夫了，蒙元时代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统治阶级，而汉人（黄河流域）与南人（长江流域以南）不得为正官，更不用说当宰相大臣了。蒙元的皇帝就是草原上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有士大夫与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变”。自此之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格局不再回归，代之以绝对的君主独裁。汉唐两宋的君主专制是君主个人强力意志的偶然现象，在制度上毕竟还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朝之外，还有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具体打理天下事务。然而，元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真正奠定君主独裁制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继之而起的明朝。明朝虽然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汉独裁之毒。朱元璋军事北伐成功了，灵魂却被成吉思汗南伐了。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没有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倒是在蒙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残暴地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样，将天下的土地与人民都视为自己的私产，想尽一切办法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识，而无江山意识。天下，本来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独有；自元明之后，对于君主来说，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无“天下人之天下”意识，即使有的话，也蜕变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还是那位宫崎市定，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元明连续性”观点。不错，明朝在文化上光复汉唐两宋，但在政治上却是蒙元传统的继承人，将一套来自草原的君主独裁习俗发扬光大，而且彻底地制度化了。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朱元璋煞费苦心、几易其稿定下的《皇明祖训》——朱氏王朝的最高指示，家法国法，合为一体，是为规矩。

为了让朱家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朱元璋告诫子孙，要将国家的权力牢牢地捏在君主一人的手中。对君主独裁的最大威胁，能够分享和篡夺君主权力的，一是来自士大夫的相权，二是养在君主身边的阉党宦官。他们既是君主权力的延伸，同时又时刻威胁着君主权力本身。因此朱元璋定下了两条违者斩首的严厉规矩，第一条是永不置相：“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第二条是宦官不得干政：“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废除宰相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士大夫能够与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执行总经理职责的相权。朱元璋忌讳明初丞相胡惟庸权重势大，骄纵跋扈，遂杀了胡惟庸，并决定永不置相，吏、户、兵、刑、工、礼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士大夫文官组成的外朝，从此再也没有了与君主相对的宰相，皇帝既是国家领袖，又是政府首脑，集权威与权力、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当然，皇帝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需要自己的秘书班子，从永乐帝开始设立了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内阁中有首辅。但这个首辅已经不是六部的行政首脑，只能算作总统府秘书长，虽然首辅能够代表皇帝领导六部。

从汉唐到宋明，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一直呈一条下降的通道，只要从君臣之礼就可以看得明白。汉代的丞相见君主，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赐坐赏茶，坐而论道；宋代的宰相去见君主，只能毕恭毕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辅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如同秋风横扫之下的落叶，凄然飘落，荡然无存。

岂止尊严，身为一介书生、朝廷命官，连自己的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生死未卜。宋太祖曾经定下“不杀大臣”的祖训，故宋代的士大夫比较有安全感，活得体面、有尊严。到了明朝，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延续元代的蛮夷作风，将读书人视为奴才和家畜。稍不满意，便动辄廷杖，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官僚们清晨出门上朝，惴惴不安，白天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

明太祖和永乐帝都是不世之枭雄，皇帝中难得的狠角色，他们要灭的不是读书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给他们的尊严，肉体的惩罚还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独裁者眼里，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要与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权之外另外树立一个权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因为孟子思想太激进，竟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令他很不爽。洪武三年，当他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大怒，失声大叫：“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国子监将孔庙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庙。

在汉唐，士大夫制约君主的权力，除了相权之外，还有谏官一途。谏官一职的设立，乃是专门向君主提意见，挑皇上的不是。谏官在汉唐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从属于宰相领导。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描述了一个循环监督的路线：宰相听命于天子，谏官听从于宰相，而天子之得失又要听之于谏官。天子、宰相、谏官，形成了一个环环制衡、相生相克的循环圈。到了宋代，门下、中书省下的谏官皆废，成立了谏院，脱离宰相而独立，此时的谏官所谏的对象，从天子转移为宰相，宰相若想有所作为，常常受到谏官的指摘攻击。到了明朝，连谏官都给废了，仅仅在六部当中留了一个叫做给事中的官职，专门负责审核六部发下的政令。也有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和给事中，会给皇上上书，指责为君的不是。万历年间的给事中邹文标向皇帝提意见，两次上疏，两次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嘉靖年间的海瑞更是出名，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气得嘉靖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一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道：“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捕入死牢，差点杀了他。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读书人，仇视官僚士大夫，但有论者以为他对民众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朱永嘉在《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一书中说“他的同情始终倾向于弱势的一边，也许这些正是朱元璋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地方。”他还透露吴晗多次修改《朱元璋传》，始终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因为毛在感情上与朱是相通的，吴晗只看到朱残酷的一面，没有看到朱有布衣情结，同情下层社会受欺凌的弱势群体。

其实，吴晗并非读不懂朱元璋，在1948年版的朱传中，吴晗如此写道：“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永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王权、士大夫与民众，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权的首要敌人从来不是民众，而是贵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大夫，都要与王权分享权力，共治天下。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芸芸众生们，则终日盼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借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气。来自底层的布衣君主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有理论上的偏爱，但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民众，却是残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

君主独裁制度是否有效，与其说取决于制度，不如说看人，君主有雄才大略、超强的权力意志，就稳得住局面，做得了大事。一个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既能大善，亦能大恶，大善大恶，全在其一念之间，制度约束不了他，臣下也不敢违拗。宋神宗乾纲独断，不顾朝野之反对，力挺王安石变法，历史上留下英名。朱元璋心狠手辣、说一不二，继承蒙元的蛮性，铸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君主独裁制度，中国传统负面政治的这笔账，要从明太祖算起。大凡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创业君主无不兢兢业业、勤勉理政，朱元璋、永乐帝皆是如此。但君主独裁制度最大的毛病，是王权更替经常伴随着危机。读二十四史，围绕着王位的争夺、太子之间，东宫后宫、外戚宦官彼此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弟弟杀兄、皇后弑子、母后被斩首，遍目皆见杀杀杀！一代枭雄在位，天下称颂君主独裁的好处，但每一次王位转移，都会伴随着一场严重的权力恶斗，都有几颗脑袋落地，甚至整个家族满门抄斩。

为了防止皇太子们争抢王位，中原王朝有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长子继承，固然稳定，但第一、二代君主来自社会底层，自己打下的江山，或者被分封为割据一方的地方王，如朱元璋、永乐帝，自然能力非同一般。但进入太平盛世之后，太子们养在东宫，一堵高墙将他们与社会隔离，终日与宦官为伴，再加上基因的衰退，强人之后无强人，明朝后继的君主们大都昏庸无能。假如依然是汉唐两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平庸一点并不要紧，因为国家的日常治理在宰相手里。君主有权威，宰相有权力，如同日本的天皇制那样，未尝不是一个妥当的安排，但是偏偏明代开国之后，将宰相给废了，一切权力集中于人君手中，朱元璋、永乐帝自然拿捏得住，收放自如，但朱家那些深宫中长大、不经人间风雨的平庸后代，靠的是祖荫接的王位，又如何把握得了江山。

为了守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废了宰相，严禁母党、阉人干政，将一朝之大政通通交班给君主一人。偏偏不肖之子孙，担不起这样的分量。做一个独裁的君主其实是很辛苦的，天未亮时，五更时分，便要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觐见。公文如山如海，终日批阅，如同没有尽头的苦役。明朝中后期很多位皇帝，对朝政既无兴趣，也吃不起苦。幸好皇帝有自己的秘书班子，大学士们组成的内阁帮助拟旨，是为“票拟”，还有最亲近的识字宦官代替皇上“批红”，久而久之，皇帝的权力旁落，王朝大政操于拥有“票拟”权的内阁首辅和“批红”权的司礼太监手中。

内阁首辅与司礼太监是皇帝的左右手，但太监是皇帝的身边人，权力之大往往要胜出一筹。张居正作为明朝一代最有作为的内阁首辅，假如没有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定将一事无成。这些大太监们通常都是皇帝小时候的玩伴或伴读，比如英宗、神宗都是九岁左右登上王位的，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孩子，终日贪玩，于是年龄大一点的太监“大伴当”奉皇后之命名，负责对小皇帝监管，皇帝从小对他们有畏惧感。还有一些大太监，比如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深得皇上宠幸，君主贪图安逸，不理朝政，就由这些阉人擅权。宦官以皇帝之名控制了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对正直的士大夫和政敌大加整肃，捕杀迫害，形成了晚明宦官当政的乱象。

那么，独裁制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非也。虽然相权废除了，但文官治国的传统还在。对于庞大的官僚系统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后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撑着，因此官僚系统与君主之间，又是一场永恒的隐匿战争。皇帝与官僚的较量，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权术的斗争，充满霸气的帝王如明太祖、永乐帝借助韩非的法术势，可以将群僚们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边又没有强悍的宦官帮衬，君主就只能被迫屈从于官僚机器的集体意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官僚们所需要的只是说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万历皇帝登基之初，以自己高贵的仪表给群僚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余音袅袅。但他外强中干，优柔寡断，欲立自己宠爱的妃子所生的三子取代长子为皇太子，为整个官僚系统所反对，说是不合祖宗之法。万历帝拗不过大臣们，索性以怠政反抗，最后三十年不上早朝、不见群臣、不理朝政、不出宫门、不批朱笔。虽然万历年间歌舞升平，但按照黄仁宇的分析，明朝的气数开始转向，从此走下坡路，之后一路下滑，万历的孙子熹宗君只爱做木匠活儿，将朝政大权交给了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天启一朝乌烟瘴气，昏暗无边。即使到了崇祯皇帝接位，除去了魏忠贤，亲自理政，试图重新振作纲纪，但为时已晚，在张献忠、李自成与满清骑兵的双重夹击之下，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地，政权拱手让给了从大兴安岭走出的努尔哈赤皇族。

明太祖煞费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训》，原本希望让朱家王朝万岁万万岁，但还是逃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兴亡历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代循环往复，但为蒙元所开创、朱元璋所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却在继续延伸，而汉唐宋所曾经有过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了久远而模糊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