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压抑思考鸦片

波特莱尔、班雅明笔下的城市建筑、遗迹、咖啡馆、拱廊街、林荫大道、商品展览馆以及像侦探般穿梭于城市迷宫和人群中的漫游者(flaneur)，构作出十九世纪巴黎的现代性意象；带出一种偶然、新奇、震惊、转瞬即逝、断裂不连续的现代性体验。同样是十九世纪，中国的意象却可能是：鸦片鬼、烟馆、烟榻、迷蒙的烟雾所构筑出鸦片帝国景象。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美国西部小镇唐人街的鸦片烟馆，「在每个邋遢，像黑洞般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屋里黝暗一片，但仍可见二、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不动的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两眼无神」（引自周宁，2004:205）；狄更斯的小说《The Mystery of EdwinDrood》(1870)，也对中国鸦片烟馆有如此描绘，像吸血鬼、寄生虫式的东方人，五六人横躺在烟馆床上，时睡时抽，像一窝睡鼠（Milligan，1995:87~88。引自周宁，2004:208）。马克吐温、狄更斯笔下的中国烟馆，典型是西方对中国的鸦片想象，其中夹杂着东方／中国的黑暗、野蛮、残忍、堕落、病态、愚眛、麻木、懦弱、衰败等构建。既是西方透过鸦片对中国的想象建构，也是西方在文明秩序上对中国的压抑和排除，确立常态文明和病态文明的区划。这种透过物质的想象和压抑，还可以在留辫子、裹小脚的意象上看到，这三者成为中国的文化压抑上的象征。

虽然上面的描述构成了十九世纪巴黎与中国意象上的有趣对比：闲荡的漫游者／斜躺烟榻的鸦片鬼；明亮的林荫大道／阴沉的鸦片店街；窗明几净的咖啡座／烟雾袅绕的鸦片馆。但我们并不是要以巴黎的现代性经验为尺度衡量中国，我们只是不免好奇，同样都是具鲜明特性的人物形象和空间意象，同样都是某种时代经验的体现，鸦片对中国而言，究竟透露出什么样的独特遭遇？开展出什么样的现代性经验？思索这个问题，通常会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点，因为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西方开放，带进了西方的现代性，也种下一连串国家衰败的耻辱经验和随之而来的器物、政体、科学、心态、思想甚至国民性的改造和启蒙运动。对中国而言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性强力介入的经验，在挫败、失落、悲痛之余，又夹杂着陌生、新奇、讶异，同时也开启了想象中国之外的可能以及生存境遇、心态结构断裂和型变的现代性经验。这一历史事件虽是重要的转折点，但我们仍有必要跳出鸦片战争的框架和论述，从鸦片出发看问题。尽管鸦片点燃鸦片战争，但鸦片总像是鸦片战争的影子，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国家民族的大叙述被讨论，成为创伤耻辱的标志，鸦片的使用文化和生活方式似乎成为无足轻重、边缘的小叙述。我们不能忽视鸦片曾经是中国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涉及饮食习惯、医药治疗、器物开发、消费文化、社交往来等现代性经验。然而，鸦片总是被压抑，被排除，最后形成负面、阴暗的压抑性格，就像我们所看到鸦片的刻板意象一样，黑暗、迷蒙、僵滞、阴沉、黯寂。

或许可以说，中国与西方遭遇的现代性经验挤兑出鸦片的现代性压抑，既被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压制、驱逐成为被压抑的现代性，也内塑成自我压抑、不可张扬、无可诉说的现代性。这使得鸦片处于一种模糊暧昧的状态，不断被禁制，又不断生产；不断生产，又不断被禁制。既深植于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中排除；鸦片的被／压抑经验交缠为难以捕捉界定的诡态(grotesque)，就像现代性具有与其自身对立的两面性或暧昧矛盾性(ambivalence)一样，这也正是本文发想的起点。鸦片或鸦片战争论述下的鸦片被谈了许多，却也遗漏了不少，遗漏的可能是最切身、最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或鸦片文化，几世纪之久的鸦片经验又留下什么样的文明或消费文化，除了跟赌、娼联在一起（上海市文史馆编，1988）外，还有什么值得观察的结晶？本文认为，压抑可能是鸦片在历史场景里淡入／淡出什么的切换机制，以及鸦片经验的构成要素。压抑的问题涉及到禁制、罪化、病态化，以及让什么东西模糊或消失，自身又生产什么，内塑成什么。本文的问题意识从压制／压抑出发，思考鸦片在病态修辞下可能忽略的一些面向，本文的发问：（一）鸦片如何成为一种病态的修辞。正是这种病态修辞成为鸦片的主流论述，既界定了鸦片发问走向，也压制了鸦片多重可能和幽微细致的生活历程，致使鸦片展现出某种压抑的特色；（二）在压制／禁制论述不断的生产和运作下，为什么鸦片越禁越多，又产生什么效应？虽然有来自国家经济理性和财税算计的解释，本文则透过这一禁制中的包含与排除现象，说明包含式的排除与排除式的包含的运作以及形成的生产性的压制和压制性的生产现象，这也造成了鸦片普及化、深植于日常生活意识以及鸦片禁之不可能的效应，同时也构成鸦片的压抑性；（三）从上述的讨论切入鸦片的压抑性格，在压制与排除效应下，试着提出非常态、内卷/内爆、颓废、解脱做为鸦片遭遇现代性的响应方式、暧昧状态以及独特性经验的构成。

压抑的思考试图释放鸦片的各种可能面向，并做为追踪鸦片日常生活经验或鸦片文化形成的起点，从压抑、禁制、排除面而不是常态／规范／正确面挖掘鸦片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意象。这篇文章以社会学的思考和论述方式先处理压抑的问题，做为鸦片开展出什么现代经验或消费文明的前言，至于后一论题的申论只有做为另一篇文章的讨论范围。

二、病态修辞下的排除

鸦片战争的历史效应取代了鸦片的物质效应，致使鸦片在病态的修辞下构造出一套自己无法诉说的叙事，鸦片乃成为一种病态的修辞，与不正常、邪恶、衰亡、怯弱相连。做为一种物，鸦片的使用价值在历史流变，文明进程中，不断遭到改写定义，不断在社会文化和政经网络的交织中，编造出各式复杂的价值意义和道德评判。从纯粹观赏的罂粟花卉，到淬取成为鸦片做为食用的料理、医疗的药品以至令人沉醉狂喜的毒品。鸦片特殊的物质性和社会生命历程，透露不断遭到排除、压抑、禁制、邪恶化的过程，由此也幽微的嗅到鸦片在文化或文明进程中独特的暧昧矛盾性(ambivalence)，特别是鸦片的中国经验和历史命运，它既是一世纪日常生活的普遍经验，也是一世纪屈辱的民族创伤经验；它既从未撕下身上非法的卷标，遭禁惩治，也未曾止息的根生蔓延，构筑出鸦片帝国的形象；它既将西方现代性转译到中国，也透过与西方遭遇后加速中国文明崩解的后果，而渗漏出现代性的阴暗面，自身也遭到现代性的压抑。这种压抑有别于西方的鸦片经验，可以告白、可以颂扬、可以追慕效法、可以成为文化想象和艺术书写1，中国的鸦片经验几乎是不可言说、沉默、空白，它只是在庞大的国家和民族符号底下，在政经命脉和文明存续的思考轴线下，不断被说、被代言、被呈现和被生产。亦即一套无法诉说甚至不属于自己的鸦片故事。

这套病态修辞由鸦片的国家论述、种族论述、帝国殖民论述、身体／医疗论述所架构出的鸦片做为历史不正确或错误的叙述基调，它排除了鸦片可能的社会生活论述、文化创造论述。我们只要检视历史文献和相关的研究论着不难发现这一显著现象。Baumler在回顾中外鸦片的研究中即指出，中国的鸦片研究侧重于国家建立、革命叙事、帝国殖民、禁烟反毒运动，在西方反倒还有一些关于鸦片社会生活、鸦片消费的研究2（Baumler，2004）。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齐思和等，），基本上以经济侵略，外交关系，禁烟运动等为主轴；另一套《鸦片战争文学集》，则以「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为基调，表达「当时人民的爱国情操」、「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清政府的屈膝媚外，出卖人民」（阿英，1982：1~2）。类似题材的史料、文学表达不再少数。此外，McMahon指出，具文化涵养的鸦片吸食者，很少在出版物泄漏自己的身份(2002:106)，亦即，他们很少公开书写、表达他们吸烟的身份甚至经验（张昌甲的《烟话》是少数的例外）。这是个有趣问题，晚清以至民国时期，不少文人名士吸食鸦片，我们却很少见到这些人的经验自述，更不用说像狄昆西、柯立兹那样的自我告白，并大谈其服用鸦片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原因有可能是，鸦片是一种禁制、被排除、被诅咒之物，所以吸食者本身也排除了鸦片公开现身的可能；另一个可能是文类的问题，亦即虽然中国书写传统中有不少日记、笔记、家书等作品，但可能少有个人私密经验式的自白、告白或忏悔的习惯。当然，有可能两个原因都是，这有待进一步追踪。McMahon还指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关于抽鸦片的描述，因为当时中国还未澈底的腐败衰颓，到了晚清则是一大转变，描述鸦片多了，但作者仍带着道德批评的调子(2002:143)。这说明鸦片依随着国家民族的框架出现，即被呈现也遭排斥谴责（关于这点本文第三节有所分析）。

再者，在这类修辞、叙事压抑下，究竟伴随天朝崩溃、文明崩解，影响中国一世纪之远的鸦片，其使用的个别经验、集体经验是什么？蔓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鸦片又历经什么样的社会生命，形成什么样的鸦片文化？而消费做为一种现代性经验或开展，鸦片的各种消费经验和面貌，为何消费、如何消费、谁在消费、消费的习性、消费的美学风格、器物空间的文明化，使用价值的转化关键，几乎也成消费现代性或消费文化论题的模糊地带。这一方面涉及鸦片做为物的生命史的转变，鸦片经历不同使用阶段，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型态，会创造各自不同的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从花卉（唐宋有咏罂粟花之诗，并列入花谱，观赏之用）、食品（宋时已有人以罂粟花为食材及食补）、药品（宋代已用罂粟为药品，明代更为普遍）到毒品；或从药品（明代开始有鸦片用语，且知罂粟提炼鸦片之法）、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鸦片进入社会对日常生活、文化、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又如何被对待和处理，对待的方式造成什么效应。Mintz分析糖引入英国后，如何从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到一般大众消费品或日用必需品的过程，以及对英国饮食习惯与消费结构造成的改变，同时又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1985）。因此，糖不仅是经济物品，更形成消费文化，改变社会习惯。同样的，当鸦片使用价值改变成为日常消费品时，却成为为害甚深的毒品，也背上祸国殃民的罪名。这样的转变还触及吸食方式的改变，西方人服食鸦片，中国则是吸食，由于吸食方式的引入致使鸦片在中国由药品一变而成毒品（吸食法大约在康熙年间由荷兰、印尼传到台湾，再由台湾传入福建广东沿海。起初是烟草和鸦片混着吸，后来则单吸鸦片膏。龚缨晏，1999:100~118；相关史料文献可见黄叔璥、朱仕玠、朱景英；另外，彭养瓯的《黑籍冤魂》以小说的方式，交待了吸烟方式的历程）。这一使用方式关键性的改变重新定义了鸦片的文化意义与生活行为，以及它如何被对待处理，亦即，如何遭到压制和排除。

再者，鸦片吸法的引入，虽只是一个器物用法的改变，除了重新界定鸦片的身份外，它还可能造成吸食/服食之间感官经验的差异，以及中西使用行为的不同。例如西方透过服食，因此只能是个人行为，独自为之；中国的透过吸食，除了可以独享外，更普遍的是「横卧烟榻，传筒对吹」，鸦片乃构成社交行为。这说明物质、器物在历史文化舞台上的关键的角色，器物文明更表现在鸦片烟具的精致考究宛如艺术品，展现出高度的物质文化和美学鉴赏。如「烟枪如洞萧，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雷晋《蓉城闲话》）。烟杆即相当精致，有象牙嵌宝石、银质描丝、白玉、翡翠、珍珠、紫砂等材质（国立历史博物馆，2004）。由此看出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可是鸦片生命丰富的一面，但这一面向在病态修辞下是相当淡出的。不过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鸦片社会生活史这一模糊的轴线，如Zheng(2003)的研究。Zheng将鸦片社会生活分为五期，基本上仍是药品，奢侈品到消费品或消遣娱乐品的轴线，试图捕捉鸦片被压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面向。不过Zheng太过聚焦于鸦片与性/春药/娼妓的关联，恐放大鸦片做为春药的重要性。张昌甲《烟话》对此有一说法，吸鸦片或许刚开始与狎妓有关，但吸食之后就对女色全然无趣。但Zheng的研究无疑开启鸦片被压制的一面。

另一个排除压抑的面向，则来自身体医疗论述。林满红指出，1874年之前，中国对鸦片的态度以财政安稳为主，之后才逐渐出现鸦片毒害身体健康的说法。这里的身体健康、毒害，不是常识性的说法，而是医疗知识的警告，透过西方传教士或医生宣导鸦片即毒品的概念。1871在华传教士已开始设立戒烟所，其后陆续在各地设置。这一转变可能与英国的正式界定鸦片为毒品有关。英国一直没有禁止鸦片进出口的条例，一直到1868年才在药物法中明定鸦片为毒品，1916年才有禁止使用鸦片的法令（林满红，1999）。亦即，鸦片已正式列为法定毒品，有医疗专业上的确认，为了不背上毒品输出国的污名，才迫使英国放弃对中国输出鸦片。1912年国际禁烟会议签订《海牙禁烟公约》，也确立鸦片为国际公认的毒品。这段背景透露出，鸦片一旦成为医疗界定下的毒品，就进入医疗知识的专业排除领域，身体不再是国家/种族身体的健康，而是医疗知识的身体健康。这一转变可能造成对鸦片更精密、更普遍的禁止，也更可能让鸦片逐渐消减。因为，鸦片毒瘾患开始进入戒烟所或更生院，成为医院矫正治疗的对象（关于台湾鸦片医疗的讨论可见许宏彬，2001）。国家的鸦片控制，交给医疗体系处理，专业知识全面接管鸦片。这使得鸦片即便脱离国家/种族/殖民的论述情境，或不管进入那个年代，仍然可以是被排除、被矫治、被管理的对象。国家/种族下的病态修辞－－亡国弱种的鸦片鬼，已被管理效能更强的毒品病态修辞－－毒瘾患所取代。中国鸦片禁之不绝，最后之能断的关键，可能在于这种医疗专业修辞的正当化、合理化。于是鸦片的食用、药用角色，以及可能的日常生活文化也逐渐淡去，鸦片完全被排除了。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压抑下鸦片淡化的一些日常生活，物质文明的面向，也试图稍为捕捉它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的鸦片国度里，什么东西难以看到，什么现象被淡化了，或者从它生产了什么反问什么没生产、为什么，反而是值得追问的课题，但这正是历史的悬疑，不断书写鸦片，也不断抹除鸦片；不断禁制鸦片，也不断生产鸦片。亦即，在鸦片造成病态身体、种族灭亡、国家衰败、帝国侵略和毒害社会等各式不同立场和脉络的诠释框架下，所生产出的鸦片论述和修辞，已自觉或不自觉的排除、压抑鸦片其它可能的文化想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意涵。这种排除或压抑还未必是法令禁制或道德制裁的直接作用，而是更深沉的自我压抑和淡化，鸦片烙印了国家民族创伤耻辱，文明崩裂瓦解的痕迹，背负了西方现代性殖民的罪名，使得鸦片以暧昧的姿态成为日常生活既普遍又负面、阴暗的存在，既遭压抑也压抑了自己。

鸦片模糊尴尬的历史位置和态势，透露出现代性的暧昧性格。就像现代性在进步、启蒙、理性、文明的框架下也必然开展出自身对立面－－排除、划异、工具化、严密的治理甚至高效率屠杀－－的暧昧矛盾一样，鸦片在中国的负面经验或效应也直接或间接的开展出日后国家建立、民族再造、身体武化、军备整饬、现代器物制度引进、想象中国之外以及自觉的学习历程等可能性。或许，鸦片的暧昧性正如食用鸦片所带来愉悦和痛苦交缠的经验一样，既被现代性召唤，也召唤出现代性；如果个体羞耻感造成的自我克制诞生了西方礼仪文明，那么集体屈辱感内塑的自我压抑，可能是中国文明崩解的体现，也对应于鸦片的现代性压抑。一代的中国文士不就在压抑的结构和氛围里试图翻转或走逃。鸦片只是介入这一时代的一个切面。

三、包含与排除的禁制

自雍正七年(1729)颁布「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之第一道禁令起，鸦片跟中国存废续亡的问题扣连，也成为历史的鲜明意像。从雍正到民国时期，不管严禁或弛禁论期，两百余年来各式禁烟条例不断，从初期的禁运、禁贩、禁设到道光十一年(1832)严订禁种、禁熬、禁买、禁吸的全面禁制条令以及日后的禁烟／反毒运动（于恩德，1934）3。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行动，则是禁烟运动史的壮丽景观，既打开西方长驱直入中国的大门，也更确立鸦片背负的国族命运符号，以及鸦片做为祸害／病态的角色。这两百余年鸦片的伴随禁令生活，究竟是鸦片召唤出禁制背后的常态规范，还是禁制召唤出鸦片的病态／不正常形像？如果，禁制及形成禁制的意识型态不存在，西方现代性非藉此方式介入中国，中国的鸦片会是什么样的物品面貌和生活经验，可能构作出什么样非压抑（不管它抑或自抑）的日常生活经验？历史没有这样发生，我们无从论断。然而，有趣的是鸦片并未就此减少或绝迹，反是越禁越多，1811年（嘉庆十六年）到1858年（咸丰八年），鸦片输入从每年4494箱增到61966箱（于恩德，1934:47，82）。光绪末年山西一地「无处不种，以致无人不吸」、四川「城市中有百分之五十男子，百分之二十女子吸烟；乡村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男子，百分之五女子吸烟」，至于云南「男女老幼几无不吸」（于恩德，1934:115）。至于烟馆，上海一地「租界大小烟馆数以千计」，郊县「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上海市文史馆，1988:2，21）。吸鸦片的人口数，据1835年的估计，可能二百万人以上（同上，5）；1890年可能达一千五百万人（萧致治，1996:178）（或有资料显示同治年间吸烟人口已四千万人，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见周宁，2004: 42）。

抽鸦片彷佛成为国民运动，深植为日常生活意识；烟馆也像咖啡馆，走上街，随处可见，成为城市鲜明的意像或空间符号。为什么禁令越多，遍布越广？究竟是压制还是生产？从禁令的发展过程和结果，我们既可看到压制性的生产，也可见到生产性的压制现象；借用Agamben的用语（与其讨论主权逻辑的脉络无涉）既是包含式的排除(inclusiveexclusion)，也是排除式的包含(exclusive inclusion)、（1998:21）。就禁令或严禁论者而言，鸦片自来处于禁制排除的状态，但也默许或容许鸦片的存在，形成允许例外状态的包含式排除，在排除的禁令或透过排除区划作用包含它所排除和禁制的，使得所排除的鸦片在压制中能得以不断生产，形成生产性压制的现象。就历史过程而言，鸦片战争后贩售吸食鸦片几已形成公开的存在，1858年更承认鸦片为合法的贸易，可以上税进口。此一现象一方面显示国家控制机制的失灵或治理技术的不足，未能有效贯彻命令，稽查不力。如奸商勾结、官吏贪贿，海关或地方官吏私征鸦片税银，至于光绪末年实施的设烟籍管理，发给购烟执照等措施，也面临如何清查吸烟人口，如何避免蒙混等技术问题。事实上国家的吏胥、兵士更是吸烟的多数，主要的规范对象，即便弛禁论期的条令，也禁官不禁民。当然，我们可以发问，为什么在两个世纪的禁制中，鸦片暴露出国家控制失灵、效能不彰的问题？是鸦片之不可禁，或国家治理之不能？亦或鸦片之不可禁让国家治理失能；或国家治理之不能，让鸦片成为不可禁？如鸦片之不可禁（正如娼赌之不可禁），更可追问在什么条件下鸦片为何、如何成为日常生活抹除不掉的一部分，以及中国集体的经验和记忆；又如何制造一个灰色暧昧的空间，既被盯住，也能生存，形成不可禁之可能。这种鸦片蒙眬的生存空间是自主形成，夺来的，还是被给予／被默允／被授权？这样的态式究竟如何构作出，形成过程为何？

另一方面，虽然国家控制鸦片失效，但我们却可看到在鸦片的禁制政策里，还隐含着国家的财税和经济理性的算计，亦即，为了减少白银流出4，银贵钱贱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税收，乃鼓励种植土药（自产鸦片），开征洋药／土药税厘5，希冀以量多价廉的土药，打击洋药（进口鸦片）的输入，减低漏银，强化鸦片供给的控制权，而土药较洋药毒性为轻，亦可减少危害，再者也透过烟税逐渐断绝吸食，亦即以「寓禁于征」做为鸦片控制的手段。这是道光十六年(1838)年许乃济、邓廷桢上疏主张弛禁的背景，虽经林则徐、黄爵兹主禁派反对，未形成政策，但到咸丰八年(1858)〈中英通商章程〉的议定，中国开始征收洋药进口税，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再提出课征税厘的弛禁主张，普遍成为国家政策，1881年采行「寓禁于征」政策，1886年户部将鸦片生产正式合法化。这一转折主要的原因仍在于，国库窘迫，饷需孔急，特别是庚子之后，为了筹措钜额赔款和练兵经费，中央更加强对各省土药税的控制（于恩德，1934；林满红，1999；刘增合，2004）。事实上，鸦片课税重点已不在于禁，而在于征，亦即国家财政的考量，在鸦片做为「进口替代」（林满红，1979；1980）和「财经安稳」（林满红，1999）的轴线下，鸦片税捐，成为国家重要的税基。这可见之于清末鸦片税目的繁多，单土药税相关就有统税、罂粟亩税、牌照捐、凭照捐、灯捐等名目（刘增合，2004:55）。

在国家合法抽税的政策下，鸦片种植蔓延全国，但鸦片的禁令虽有缓减，并未取消，形成边禁边生产的现象，这种暧昧矛盾可能是鸦片普及化、日常生活化最表层的原因，但更深层的效应还可能在于，因为国家税收需要所开辟出禁制的「违禁」空间或普遍（排除）「的例外」空间，既禁锢了「禁」，也驯化了「禁」，使禁具包含性，一种包含式的排除，包含乃得以深化为普遍可能性，致使鸦片成为禁之不可能。这里的问题重点，不在于鸦片为什么禁不了，或越禁越多，而是禁制或压制生产了什么？生产的问题重点，也并不是指制造出多少鸦片人口，或增加多少鸦片产量，而是生产出包含、例外、禁制之内的禁制外；既被排除，也被包括的暧昧模糊空间。正是这一空间提供了鸦片深化为国民或民族日常生活意识的可能，使鸦片成一世纪中国的经验和景观。这种深化之可能也在于，鸦片这块暧昧的生活空间，仍不断遭到罪化和污名化的提醒，遭到国族命脉的书写和定义，进而形成压抑／被压抑／自抑的情境，成为一种负面阴暗的存在。

这种情境又表现为一种排除式的包含，在包含中排除它所包含的，既被包括也被排除，成为一种禁制之外的禁制内。亦即，鸦片虽已做为社会普遍存在，涵摄于日常生活意识却又不断在鸦片的社会规范，道德判准中被提醒、被排除，成为一种压制性生产，生产出更多的压制／压抑做为得以接受包含的保障。这种压制／压抑与鸦片的身体论述、国族论述、帝国殖民论述相扣连。我们可以从晚清小说鸦片情节的描绘中隐约的捕捉这一现象6，如李伯元《文明小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五十七回有一段冲天炮对余小琴述说黄贵敏请他吸鸦片的经过：冲天炮道：「前两天…..我身子有些支持不住，黄贵敏劝我吸两筒，我起初正言厉色的对他说道：『这是亡国的材料、弱种的器械，足下不可以自误误人』，黄贵敏只是嘻嘻的笑，说：『少大人不妨事的。这样的对象，在外国原是药品。现在看你疲乏了，所以劝你吸两筒…..』我听了他这两句话，心里忐忑了半响，又想敷衍他的面子，说：『老夫子别动气，我是说着玩儿。既如此，我就试试看』。黄贵敏这才欢喜，连忙装好一口，递将过来。我躺下去抽得一两口，觉得异香蓬勃，到后来竟是精神百倍，毫无倦容。你想这东西奇不奇怪。余小琴道：『可是你今也相信了』。」，接着冲天炮躺在烟榻上又抽起来。

在这里，鸦片是普遍存在，不是叙述主题，不是情节焦点，而是背景，场景，以让人看到却不特别意识到它的方式存在。一旦让人有所意识，也正是鸦片在常态的判准下被提醒时。上面的对话，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一）鸦片就像喝茶、饮酒一样成为日常生活行为，不需要特地对待，随时可进行，也随时见人可拿出招待。然而，总有人会提醒鸦片亡国弱种，害人不浅。抽的人虽自我说解一番，但未反驳鸦片这一有害的界定，劝的人最后也接受鸦片抽将起来；（二）鸦片等同于亡国弱种的论调，已成为普遍的意识，但也成为没什么意义的说辞，彼此都可接受禁制的提醒，也都可借着包容于禁制而脱离。正如规劝者正言厉色，但轻易的就可试试看，最后陶醉其中，欣然就范。这就像我们现在会说抽烟有害健康，甚至在烟袋上打上「卫生暑警告」的警语一样。既是警告，又是有害，还可贩卖，正显示它的没意义或意义的抽离。在警告中包含了所警告，正是让警告之物得以脱离警告的机制；而受警告之物之所以能遍存正是警告/有害健康的警言给予合法的保证。排除禁制在这样的状态下正是做为包含或可行遂行犯禁的不在场证明；因此要能犯禁就需要不断生产禁制或禁制的说辞做为保障。这就是从包含式的排除到排除式的包含；从生产性的压制到压制性的生产。透过这样作用，排除/禁制开启的包含/得以犯禁的例外乃成为一种常态，当例外成为常态，常态（禁制/排除）就成为一种例外。我们看到鸦片为什么深化为国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可以正言厉色之后，就轻易尝试、接受，正是例外与常态的互相作用；（三）鸦片做为药物治疗经常被认为是吸食鸦片的要因，光绪二十三年(1894)，一份针对在华百余位教会医生所做关于鸦片的问卷调查显示，这些医生认为有61%的人是因病而吸烟（王树槐，1980:189）。另外明治二十九日本总督府的《鸦片事项调查书》也指出吸烟之诱因出于疾病，为避免苦痛而使用（程大学、许锡专，1978:129~132）。然而，从上述的对话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药物治病，让身体神清气爽成为吸鸦片的借口，以治疗论述掩饰鸦片的有害或病态论述，至于鸦片的疗效几乎可以无所不能。

最后要指出，在这场景里透露出鸦片的主要意象可能是吸食的日常化、自然化，自然而然的请吸，自然而然的接受，看不到太多的道德罪恶冲突。亡国弱种的说辞则做为一种提醒和划界，提醒禁制的存在、划出常/病态的界线，虽然它只有这个标示的作用，试图在包含中排除它所包含的，形成排除式包含的现象，亦即尽管鸦片自然化、日常化、普遍化，禁制仍在左右，起着排除它所包含（鸦片）的提示作用。鸦片既遭禁制排除（亡国弱种、自误误人）也排除禁制（试试看、抽了一两口）；既被禁制包含（药物使用），也包含禁制（精神百倍、你今也信了）。这种排除/包含的双重交错，互为作用交待出鸦片禁之不可能和可能之禁的的暧昧空间，也逼出某种可做不可说，或只可曲解不可直说的压抑/被压抑性格。

四、鸦片/压抑性

回顾历史，是否有一个不受禁制/压抑，「公开服用药物」的文化？魏晋的五石散是一例(McMahon，2002:114)。做为一种药瘾文化，鸦片的遭遇确实有别于魏晋的服药文化。魏晋文士的服用五石散，亦名寒食散7，蔚为当时文人时尚，其药性的发作也塑造出魏晋人士通脱潇洒、俊逸风流的名士形象。五石散出于汉代，魏何晏开启服药风气，「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秦丞相寒食论），与同时期的王弼、夏侯玄成为服药的祖师，竹林七贤的稽康更是代表人物，「稽康…..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稽康传）。五时散在当时不仅未遭排斥还是文人名士称颂仿效的时尚8。这可从《世说新语》、《晋书》、《高士传》、《太平广记》等书的记载看到五石散的服用状态和盛行。这里引发两个问题：（一）魏晋服药曾是时代风尚，名士文化，可以颂扬，相互标榜。鸦片却是另一番待遇，一种压抑、不可歌颂、尽管可能形成一个时代的生活文化或物质文明，却是抑郁低回，无法明言。这或许说明病态修辞和压制论述的形成如何构造服药传统的不同生活际遇和文化风格；（二）魏晋服药型塑出什么样的文化景观？或者问魏晋名士形象究竟跟服药有何干系。我们对魏晋名士不脱轻镁弾В瑢捯卤∩眩恍 欤 幌床辉。瑨惺 刽踔辆订薀o礼的高雅俊逸，通脱不羁的意象。有趣的是这些特殊的表现并非魏晋诸君才情性格的体现，而更可能是服药后的药性反应。鲁迅的文章点出这一现象(1927)，因为服食五石散后身体发高热，皮肤容易磨损，所以只能穿宽大衣服和散步藉以散热，谓之「散发」和「行散」；为避免皮破，也只能着屐不着鞋；同时更不能常洗澡和换衣，因此身上多长虱子，传为美事的「扪虱而谈」9，不过是不浴生虱，不耐发痒的反应，因此所谓名士风流却可能是服药后的生理现象。这是有趣的说法，如果属实，在此也不是用来戳破一个时代的名士风范或文化景观，而更想指出的是如果服食五石散可以建构出如许的魏晋文化风格，鸦片的吸食必然也能造就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活，但我们面临到的问题是不是鸦片构作出什么文化或生活风格，而是这样的文化或生活风格能以不经符码化或烙印化的面貌浮现吗？衡诸鸦片的遭遇，显然不那么单纯。五石散和鸦片真正反映出的不是两者因物质性或药性之不同（如五石散燥热亢进，鸦片沉郁奄奄），各自开展出什么文化，而是历史和社会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服药文化，正是这种对待和处理造就出相对应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样态，以及服药文化的为何可能、如何可能。五石散和鸦片因不同的对待和处理有不同的性格开展和历史际遇，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包含与排除的禁制造就出历史或大论述下的鸦片性格。显然，五石散没有在常态判准的点名下遭遇到这样的对待，也没有复杂纠葛的国家民族意识型态的召唤，也没有鸦片的暧昧矛盾性格，反过来说，正因鸦片这样的禁制遭遇或许才具有它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一种压抑的独特性。

压抑的独特性，不只是鸦片，可能也是晚清的普遍氛围，包括最常带进鸦片场景的晚清小说。王德威指出晚清小说遭到五四现代文学的压抑，五四作家接受西方现代性模式，做为唯一典范，将晚清小说各种文类如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小说，视为琐碎、颓废、浮夸排除在正典文学之外，也将晚清小说中萌芽的各种现代性形式驱除在正统之外。晚清小说的叙述技巧、形式、对社会真实的敏感、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响应，都可能是五四文学的源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然而在启蒙、理性、革命、进步的叙事下成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modernity)，因此要问有那些是被我们所认定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压抑、压制（王德威，2003:35~44）。王德威对晚清小说做为被压抑现代性的廓清和再定义，一方面促使被压抑、被排除成为问题意识和观看的主体；另一方面，透过被排除质问排除，翻转排除/压制秩序的界定，被排除的不就是排除之所由生，被压抑的也正是压抑之所在，被现代性压抑的，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一重点正是我们对具有类似处境的鸦片的思考。

进一步思考鸦片的压抑性及其展现的性格，从概念捕捉，本文试着提出几点看法：（一）非常态性。非常态可能只是非于常态，而非病态，也可能是常态/病态间的模糊空间或例外状态，也可能是尚未划分或无法划分的悬置状态，宛如不可名之，难以捉摸的诡态(grotesque)。鸦片一直被判定为病态，不管是国家之病、种族之病、身体之病。然而从上包含/排除的讨论，鸦片实进入非常态界域中。这可能较准确的捕捉鸦片的非常态社会生活，一个在历史中淡化，却复杂多重，贴近生活的面目。曾经近千万人吸烟人口，风情林立的鸦片馆，精致细腻的抽烟器具，如何只是背负污名现身，它必然还有深层细致，幽微迢邈的精采面等待亲炙。这也正是透过非常态的思考还原或重建鸦片的社会生命；（二）内卷或内爆性。一股向内坍塌的庞大力量，这种力量不同于外爆式的革命、启蒙、理性、进步力量，而是内卷，自我压抑，不可张扬。这是遭遇社会压制排除，却又让自己生存的必然效应。鸦片内卷、沉郁的生命也反衬出文明崩解，帝国崩塌，进退无路，无所遁逃的困顿。内卷/内爆性也有可能吸纳社会能量资源，最后袭卷或吞噬整个社会，或让社会迟滞、惰化，一如常态社会对鸦片的认定；（三）颓废。表现于鸦片的空间氛围、吸食情境、或面对传统断裂的自我沉溺，秩序瓦解的自我疏离，或在痛苦失落和异化感中经验自我的不在，或是面对压制的反讽。颓废可以是逆对现代性的现代性经验；（四）解脱。遁走现实世界，在鸦片中隐逸，在沉醉中反出禁制；是困顿无解时局的新解；是面对断裂剧变、惊奇骇异，在转瞬即逝经验中的永恒着迷。最后，非常态、内卷、颓废、解脱，既是鸦片在面对现代性压抑的响应，也构成自身压抑的特性。我们或许可转进鸦片被压抑的社会生活面，挖掘鸦片独特的现代性经验。

五、结论

本文从一条被压抑或淡出的鸦片日常生活论述中引发好奇，进一步以压抑和禁制为论述轴线，思考鸦片在病态修辞下如何架构出目前的样貌，鸦片又如何越禁越多，形成普遍的日常生活意识，并以包含式的排除/排除式的包含解释这种禁制的机制？同时鸦片在遭遇现代性的排除压制过程里，如何响应，形成什么样的压抑性格，本文也试着提出初步的看法，这些看法大抵是概念性的观察和论述，争议之处必然多有。当然，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社会学的思考和论述方式，有它相当程度的偏见和疏漏，特别是对鸦片现代性压抑的实质内涵，如何可能，以及鸦片的社会生活或消费的构成和风格面貌，也缺乏更广泛细致的讨论。或许这也正是本文之外可以继续在追踪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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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如狄昆西(Thomas deQuincey)的《一位英国鸦片瘾君子的自白》；柯立芝(Coleridge)的《忽必烈罕》、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等。可见Plant(1999)、Hayter(1968)。

2、可见Zheng（2003）；Forges（2000）；McMahon（2002）。

3、关于毒品、禁毒资料可见，王金香(1996)、蒋智明/朱庆葆(1996)、马模贞(1998)苏智良(1997)。

4、一位曾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军官ElliotBingham在《远征中国记实》(1843)书中即指出，「中国声称严禁鸦片贸易，是因为鸦片坏人心、败风俗，事实上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的外流」（引自周宁，2004:53~54）；狄昆西在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发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一文，也提出，中国禁烟的真正动机，不是道德，而是经济的，亦即防止白银的外流（引自周宁，2004:105）。

5、鸦片课税明代即有，清初亦曾以药材名目课税，据清李圭〈鸦片事略〉记载：「明万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两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干隆二十年税则，仍载鸦片一斤估价五钱，似征税如故」。许乃济主弛禁课税即提出：「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就此我们亦可看到鸦片较早时期的药物角色。

6、如刘鹗《老残游记》；吴趼人《九命奇冤》、《二十年目赌怪现状》、《恨海》、《黑籍冤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张春帆《九尾龟》；陈森《品花宝鉴》；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彭养鸥《黑籍冤魂》等。

7、五石散由五种药物，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所构成。传出自汉代张仲景《侯氏黑散方》、《紫石寒食散方》，当世使用者少，直到何晏服用首获神效，才大行于世。隋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论候〉篇记载：「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日仲景，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鲁迅，1927）。五石散主要用来去寒补虚、治伤寒虚劳之症。也有做春药、壮阳药使用。

8、五石散直到隋唐还存在，唐时还有所谓的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解寒食散方〉；《新唐书，艺文志》，〈解寒食方〉），表示仍有人食用。唐以后就少见人吃，或许毒性强，害处多之故（鲁迅，1927）。

9、这说的是王猛拜见桓温时，边谈天下大事，边抓虱子的故事，「桓温入关，猛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晋书，王猛传》）。http://www.xici.net/d317378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