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转型，中国公民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判定，也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洪流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塑，如果我们执意要追寻现代中国社会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必然要探寻那些引发我们自我价值和尊严感过低的诱因。

“蜂巢”里生活的他们

“自尊？”绍伟把笔记本电脑上正在观看的美剧《尼基塔》按了暂停，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这个窄小闭塞的空间，说：“你觉得一个人，在北京，过成这样有自尊吗？”

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一张窄小的电脑桌和一个简易方便衣柜，一扇高高在上、面对走廊的推拉式小窗，四堵用白色挂历纸糊好、粘了吸附式挂钩的白墙，总共不过3平方米的空间，就构成了绍伟的整个世界。这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紫竹院桥附近某楼盘的一处150平方米的复式公寓，连同天台在内，它被精心隔成了38个闭塞的窄小空间，宛如一个蜂巢。所有住客共用3个卫生间，每个卫生间的房门上，都贴着“为了节省您和他人的宝贵时间，请将淋浴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的提示。晾衣架上，颜色各不相同的文胸、内裤、袜子、枕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在“蜂巢”的门厅里，40多岁的安徽女房东一再保证，这里的住客虽然多，但素质好：“都是学生，或者刚刚毕业找到工作的。”在闭塞的小房间里，透过薄薄的复合胶板隔断，走廊上的脚步声，从隔壁笔记本电脑上传来的游戏与电影音效听得一清二楚，间或有国产品牌手机嘈杂的彩铃声响起，但往往被接听者迅速按掉，然后以刻意压低的声音开始通话。

在“蜂巢”每层长长走廊的尽头，都有一部住客公用的美的双门电冰箱。绍伟慢慢地打开冰箱，里面东西不多，除了两瓣用来除臭的柚子皮，就只有几罐老干妈辣椒酱、六必居腐乳和密封袋装豆腐干。他仔细拿出一袋宾堡切片面包和几个蒙牛酸奶，说这还是趁中关村家乐福打折促销时买的，半夜如果饿了，就靠这些填肚子。公寓为了防止用电过载，规定住客除了电脑，不许使用其他任何电器。

绍伟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担任初级程序员，标准的低层“码农”，月薪近3000元，每月要为自己这个几可容身的“家”付出650元，还要寄回河北县城老家1000元——父亲有痛风，母亲血压高——剩下的要坚持30天，绍伟只能殚精竭虑地省钱。他几乎已经有一年没有进过电影院、KTV等娱乐场所，也没有逛过街，女朋友更是不敢想的事情。“有过一个聊得来的女生，公司里的同事，来这里看过一趟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如果公司最近任务不紧，不需要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绍伟通常只能用上网看电影、美剧或者玩一会儿网络游戏来打发临睡前的闲暇时间，甚至更没有勇气去交友网站或者用手机社交软件认识陌生人，尤其是异性。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精神”，其他条件也拿不出手。

在“蜂巢”所在楼盘旁边，有一条布满临时小吃摊和简易饭店的小街，这里就是绍伟和其他住客每天早晚都会光顾的食堂，灯箱的招牌上写着“盖浇饭”、“炒饼”、“油条豆浆”和山西刀削面。倒是有一家装修相对精致，拥有仿花梨木桌椅、屏风，灯火辉煌的“京味食府”，然而绍伟说他只去过一次。那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来探望，绍伟说他一狠心花了100多元，请同学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人多少得讲点面子，我不想让以前的兄弟感觉我过得太惨，太不像样子。”

似乎为了紧紧抓住那一缕“面子”和尊严，在绍伟的小衣柜里，有几件特意挂起来，熨烫得整整齐齐的衬衣，还有两件仔细包在尼龙防尘袋里的西服，都是从凡客诚品网购的，这是绍伟最体面的行头，只在公司开年会和“相亲”的时候穿过几次。在他床头的小书架上，摆着《输赢之摧龙六式》、《执行力是训练出来的》等好几本厚厚的职场营销与励志著作，也有《禅与悟》这样的通俗佛学读物。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坚持不回老家，就是想在北京“混出个样子来”。他计划明年去报一个高级软件培训班，学JavaEE物联云计算，也许能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心里，能够考到北京上大学的绍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然而每天单位老板的呵斥，以及小区里本地老住户怀疑的眼光和保安的盘查，却让他感觉自己始终“低人一等”。从“蜂巢”一楼楼梯过道口的窗户望出去，是华灯初上的三环主路，川流不息的车辆亮起的尾灯，形成了一条暗红色的长龙，和隔壁大厦顶上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每天我都会在这儿看一会儿，然后就想，这些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太悲哀了。”他嗫嚅着对我们说。

经济理性——谋杀自尊的元凶？

绍伟的痛苦和迷茫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2011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共有704万外来人员在首都谋生，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似乎很难改变那种与自我实现和现代生活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无法跨越这一步的挫败感。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恩·本杰明（DwayneBenjamin）的计算，1987至2001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各类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低60%。

收入的不平等，无疑加速了社会成员集体心态的波动与恶化：2012年9月，由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50%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而在不幸福因素中，首位是健康，“收入过低”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列二、三位；近15%的受访者认为“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32%的一线城市受访者拥有“自己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感觉，而三线城市的相应数字为37%。北京、上海，这些全国趋之若鹜的大都市，在表面的繁华锦绣下，悄然成为幸福低谷。正如R.W.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论述的那样，经济理性不仅彻底主宰了全球一切资本、商业乃至生产创造的过程，也主宰了整个人类生活，粗暴地进入了许多它原本无权进入，或者不适宜进入的领域，从而使得所有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理性的控制之中。功利主义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人类心理，不可避免地被简单物化为收入和支出同时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