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理机制的探究不是用来合理化罪恶的行为，而是去提醒每个拥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不要掉入同样的心理陷阱。

题图：《记得你》剧照

作者|唐义诚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

“N号房”赵博士落网了！

“因为我们而受到伤害的人，真心地想向他们谢罪。曾经无法停止的，如同恶魔般的生活，感谢他们帮我停下来。”3月25日上午，震惊韩国上下的“N号房”集体性犯罪丑闻主犯赵主彬（音译）被首尔警方移交检方审查起诉。

面对现场记者的质问，他向受害者表达了歉意，同时也对他们制止自己无法自拔的生活状态表示感谢。

“曾经无法停止的，如同恶魔般的生活”等表述似乎暗示了“N号房”主使者赵主彬同样陷入了欲望的漩涡，难以自拔，这场残忍的恶行中没有赢家。N号房的色情、淫秽以及性剥削视频将超过26万人拉下了深渊。

为什么这一事件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也许是因为“N号房”正好切中了人性的弱点。

色情内容是如何让人欲罢不能的？

从大脑角度，N号房提供的色情内容会逐渐瓦解人们的理性与自制力。德国柏林普朗克学会人类发展研究所的SimoneKühn博士曾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结果显示，看色情片较多的受试者大脑左侧纹状体（壳核部分）活跃程度下降，并且右侧纹状体（尾状核部分）灰质的尺寸也出现减少。也就是说，当寻找特定类型色情片的行为成为一种常态时，大脑对于观看色情片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评估就会被打乱，从而导致人们习惯于强迫地、不停地观看色情片。

除此之外，色情内容还会造成人们寻求快感的“路径依赖”，当习惯于从色情内容中获得快乐，大脑就会对这一路径形成记忆。当有了欲望之后，色情作品深度用户甚至会对自然的快乐来源失去兴趣，而会本能地打开手机和电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对现实中的伴侣难以实现性唤起。

但是，额叶抑制与路径依赖并不能解释N号房事件中的性剥削影像为什么越来越“重口味”。从一开始的“高墙房”到后来的“博士房”与“N号房”，传统的色情画面无法满足需求，看客们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重。

事实上，“N号房”的口味越来越重与和大脑的奖赏机制有关。德国科学家表示，观看大量色情影像的人，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体积可能会更小，活跃程度也会更弱。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色情图片看得太多，会让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久而久之与奖赏和刺激有关的大脑纹状体区萎缩得越厉害，大脑会变得麻木冷淡，并需要口味更重、数量更大的色情图片来刺激。

现实中的恶魔，“N号房”主使者赵博士；来源：韩国SBS新闻

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然而，N号房对人性的改造，远不及提供色情内容那么简单。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发现：原本的好人也逐渐沦为了共犯。

去年，一名25岁的大学生金在洙（化名）第一次看到N号房后，受到冲击。他选择了报警。警察（像之前一样）再一次没什么反应，只说“会向网络调查队举报”。后来，故事发生反转。金在洙多次出入N号房，从举报者渐渐变成了观看者，最后变成了性剥削的主导者，并以数十万韩元的高价进行非法淫秽视频的交易。

我们不禁疑惑：原本对性虐待有强烈反感的金在洙是如何堕落成N号房事件的共犯的呢？这就要提到心理学的“对立过程理论”。

一般来讲，伤害他人会造成强烈的不安和负面情绪反应，而且这种不安不是出于道德上的顾忌，而是生理上的恶心，但这种恶心感会慢慢消失。这就是所谓的“对立过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身体有一种自我调适的功能，受到刺激时，会产生对立的神经反应。一开始，对立的神经反应可能缓慢而虚弱，但经过多次重复，会逐渐占据上风，并最终达成新的动态平衡。

举个例子，我们学习蹦极或跳伞的过程就符合“对立过程理论”：一开始对下坠的自然的恐惧，激发了快乐的对立反应。渐渐的，在不断试错之后，恐惧变弱变短而快乐变强变持久。

同样，N号房事件中，金在洙一开始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在逐渐变为观看者后，对立过程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他最终把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乐趣，就这样，原本的“吹哨人”成了性剥削的主导者。

你也许还有些想不通，即使像金在洙一样的性剥削者可以在N号房体验到强烈的乐趣，但是他们所残害的却是活生生的少女，做这种事良心不会痛吗？确实，残害少女的做法会让他们遭受良心的煎熬，这时候，另一种心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抵消了负疚感，在N号房里，女性被直接称作“XX狗”、“来月经的东西”，这种不把受害者当同类看待的做法，叫做“去人性化”。

3月25日，赵主彬被移交检方审查起诉。因为自残扭伤脖子，不得不戴上颈托直面记者；来源：Yonhap

（责编高佩雯）

参考信息：

1、“N号房”赵博士落网记：揭开韩国社会的脓疮，界面新闻，2020年3月26日

2、N号房里的罪与伤，人物，2020年3月26日

3、韩国N号房事：不只是性别犯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月26日

去人性化是邪恶的温床。这种伎俩在战争中是最常见的。二战中，纳粹就把犹太人抹黑成害虫，越战中美军屠杀越南村民时把他们看成贱种。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做过一个电击实验，让被试选择对无辜的学生进行电击（事实上并没有电击发生），他发现，如果给被电击的人贴上禽兽、烂人之类的标签，那么实验对象对他们的电击就会更加不留情面。也就是说，只要不把对方当人看，你就可以不用有道德负担了，班杜拉把这种情况称为“道德脱钩”。

谁造就了26万人的集体罪恶？

“道德脱钩”让加害者摆脱了内疚，丧失了良知。然而，同样丢掉了人性的还有“N号房”的26万观看者，为什么他们也对近在咫尺的恶行视而不见，对受害者的境遇麻木不仁呢？

N号房所在的平台Telegram以保护隐私著称，用户连姓名都可以随意修改，它的海外服务器避开了韩国国内的安全审查，所有发送的信息都会自动删除。互联网的匿名性会让社会监督失效，让看客们对于自身的行为失去了道德自觉，从而开始寻求现实生活中隐秘欲望的满足，这一现象称为“网络松绑效应”。

除此之外，“责任分散效应”也给26万观看者提供了勇气，当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去作恶时，他/她会将这个恶分散到这个群体的每个成员身上，从而减轻了个体的负罪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不责众”。同时，即使26万观看者中有人幡然醒悟，想要阻止作恶的良心也会因“责任分散效应”销声匿迹，因为在群体中，阻止作恶的责任也是由所有人来分担的，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感会因此减弱甚至消失。群体越大，责任越分散。

就这样，互联网的匿名性滋生了26万的人集体罪恶，责任感的缺失又让这种罪恶持续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N号房”事件的每一种罪行都令人发指，但背后人性弱点值得每个人深思。对心理机制的探究不是用来合理化罪恶的行为，而是去提醒每个拥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不要掉入同样的心理陷阱。欲望是人的本性，不可能舍弃，唯有掌握心理规律者，可以驾驭欲望，而不是成为无法自拔的“N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