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脑如何评估冠状病毒的威胁纽约时报

专家曾经认为，人们会像精算师那样评估风险，这就像是突然有汽车在你前方变道，或者股票市场暴跌时，每个人都会评估风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然而1980年代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颠覆了这种想法。

研究人员发现，人们会使用一整套快捷的思维方式衡量危险。这些无意识的思维过程意味着本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意识大得多。

世界充满着大大小小的风险。理想情况下，这些思维捷径可以帮助人们找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及需要忽略哪些问题。但是它们可能并不完美。

冠状病毒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现代风险心理学的先锋、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说：“这一次，冠状病毒触发了促使人们提高风险感知的按钮。”

当我们遇到潜在风险时，大脑会自动快速搜索以往的灾难/创伤经历。如果这个过程可以轻易地唤起多个令人担忧的记忆，那么你的大脑就会作出危险很高的结论。但是，这种快速的本能反应常常无法评估这些记忆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坠机。

如果两次坠机事件连续发生，坐飞机突然变成了可怕的事情——即使你的意识头脑知道那些坠机事件是极小的几率，对你下一次的飞行几乎没有安全影响。但是，如果你随后坐了几次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你的大脑很可能会开始告诉你坐飞机是安全的。

斯洛维奇说，涉及冠状病毒时，好像人们正在经历一个又一个飞机坠毁的报告。

“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死亡人数，”他说，“而不是98％左右的人正在从中康复，并且可能只患了轻症。”

这种趋势也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除了不必要的担忧外也会导致不必要的自大。尽管流感每年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但大多数流感患者的感受平淡无奇。

研究发现，告知流感有多么危险并不会改变这个情形。大脑的风险评估法直接盖过了理性计算——这让试图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卫生官员感到无尽惊愕。

“我们受到经验的条件反射，”斯洛维奇说。“但是经验会误导我们对事物过于习惯。”

偏见，捷径和直觉

人们对冠状病毒风险的评估还涉及其他心理捷径。

其中一个涉及新颖性：我们习惯于将精力集中在新的威胁上，寻找任何引发担忧的原因。这可能导致我们沉迷于最糟糕的消息和最坏的情况，使危险看上去更大。

也许最强大的捷径是情绪。

评估冠状病毒带构成的危险极其困难；即使是科学家也不确定。但是，我们的大脑似乎用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将情绪直觉反应转化为我们自以为合理的结论，即使它与坚实的数据相悖。

“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并非现实的精确复制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他2011年的书中写道。“我们面前的信息的普遍性和情感强度，会左右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判断。”

博斯特罗姆说，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导致“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因为我们的情绪冲动压倒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冠状病毒触击到了这些诱发因素，力度通常很强。

其中一个是恐惧。如果一个风险看起来特别痛苦或令人不安，人们往往会提高这种风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几率的估计。和冠状病毒有关的报道通常带有令人不安的图像：不卫生的食品市场，整座城市的封锁和人满为患的医院。

另一个触发因素是人们尚未完全了解病毒的威胁。它越不为人所知，就会有越多的人担心它，并高估它的威胁。令人感到失控的威胁，例如失控的疾病暴发，会引发类似的反应，导致人们寻求重新实施控制，例如囤积物资。

我们自愿承担的风险，或者最低限度感受到的自愿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低于实际风险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人们把危险视为一个选择，那么危险会增加一千倍。

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高，那么想想开车，这种危险绝大多数是自愿承担的，每年会导致4万多美国人丧生。但是恐怖主义是一种我们被迫面临的威胁，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到100。

有无数合理的原因使恐怖主义比交通死亡更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同样，快速传播且人们知之甚少的病毒暴发相对于熟悉的流感也是如此。

心理学家说，这正是重点。

“所有这些事情都影响着我们的感觉，”斯洛维奇说。“这就是我们经受威胁的表现。不是风险的统计，而是风险的感觉。”

所有这些情绪都可以产生现实后果。

这种情绪造成的次生灾害，可以参考们对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事故的反应。虽然该事件没有造成死亡，但它导致公众要求从核电转向化石燃料，而后者被认为单单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就导致了每年超过数千人过早死亡。

这种计算使老派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他们认为这是非理性的。一位杰出的核电专家称其为“疯狂”。

但这也有助于建立人们如何衡量风险的新心理模型。

斯洛维奇说：“我们的感觉并不太会做算术。”

在判断低概率、高风险威胁，例如核战争、恐怖主义，或死于冠状病毒或流感时，尤其如此。

斯洛维奇说，我们的头脑要么就是倾向于将概率“基本上舍入为零”，继而反应不够，要么就是专注于最糟糕的结果，这“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感觉，于是反应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