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新泽西州韦恩的德保罗天主教中学，有中国学生就读。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14岁姑娘塞尼娅(Sainiya)，怎么能应付欧洲寄宿学校的生活？爱尔兰一所名校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位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让塞尼娅的父亲、身在北京的出版商贺雄飞感到难以置信。

“从3岁开始，她就在寄宿学校上学了，”他说，似乎这一点能回答上面的问题。但事实是这样吗？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家长为孩子选择海外的教育，希望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以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为基础，学习世界级的技能。贺雄飞便是其中之一。

他也是将孩子送去“托儿所”的数百万家长之一。这种传统始于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只有3岁大（有时甚至是2岁）的孩子一周都待在学校里，有时会回家过周末，但并非总是如此。

在圣哥伦比亚学院(St. Columba’sCollege)的那一年里，除了不喜欢那里的食物，塞尼娅似乎适应得很好。但这个结论恐怕并不明确，因为比起对水煮蔬菜的厌恶，情感创伤更难察觉。

在中国，新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精神分析学家担心，幼年与父母或主要看护人分开的做法，给数百万中国人造成了深刻而隐秘的创伤。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正常的。

这些专家认为，早年与家人分离作为一种有文献记录的心理学现象，在成年后造成了情感问题，他们可能无法形成健康的家庭关系。觉得幼时遭到抛弃的他们，会深深地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到沮丧。

下个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ssociation)认证的分析师刘翼灵、北京大学的钟杰博士和伦敦塔维斯托克中心(TavistockCenter)的王虓博士将在北京大学举办两场公开讲座，以及一场名为“精神分析中的早期分离”的研讨会，研讨会将持续四天时间。他们试图以此帮助修复中国的心灵。这些活动面向的是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以及考虑以精神分析为职业的人。

那场革命结束后，为了给家长，尤其是母亲们腾出时间，让他们能离开家门去工作，中国修建了许多“托儿所”。让母亲们走出家门是解放女性这个官方目标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共产党的需要。

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当时，毛泽东下令中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加大工业生产，从而超越美国和英国，于是许多孩子被送去了寄宿学校。

在《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中，历史学家冯客(FrankDik?tter)记录了当时幼儿园骇人听闻的情况。饥饿、疾病和玩忽职守的现象相当普遍。

如今，把孩子留给祖父母抚养，好让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的父母长时间工作的做法，在文化上也被人普遍接受。但刘翼灵称，这种做法可能也会造成分离创伤。

“所有人都说爷爷奶奶带孩子没问题，”她说。“但患者告诉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和我说，当时真的很想爸爸妈妈。”

中国的家庭不再会因为政治运动而分居多地，但现在的托儿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网上，家长们问道：“我工作太忙了，南京或上海哪儿有托儿所？收费是多少？”

中国约有5500万名儿童被进城打工的父母留给了农村的亲戚，兴许一年只能和父母见一次面。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母把孩子交还给父母时，孩子可能已经认不得父母了，这又是一种分离。“这真的是个大问题，”刘翼灵说。

在爱尔兰那所学校，塞尼娅的变化很大，尽管她只待了一年。她瘦了，并且似乎很受同学欢迎。但她父亲有些担心。“你觉不觉得她谈恋爱了？”他问。我不知道，我猜想塞尼娅也不会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