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培养孩子关爱他人

怎样才能成为好父母？我们知道一些教育孩子取得很大成就的窍门。例如，有研究显示，父母夸奖孩子的努力，而不是能力，孩子就会产生更强的努力精神，变得更有上进心。

尽管一些父母十分重视孩子的成就，但成功并不是多数家长的首要目标。远比这个让我们更关心的是，让孩子变得友善、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调查显示，在美国的欧裔、亚裔、西语裔、非裔族群的家长，都认为关爱他人比取得成就重要得多。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成立，研究人员向50个国家的人询问人生的指导原则，发现他们最在乎的价值并不是成就，而是关爱。

尽管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但是教育孩子去关爱他人可并不简单。以色列开展的一项研究涵盖了600个家庭，研究发现重视友善、同情的父母，常常并不能教育出也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孩子。

是不是有些孩子本性就好，而另一些则不好？过去十年，我一直在研究那些经常无条件帮助他人的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作为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我越来越好奇这些慷慨的倾向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对双胞胎开展的遗传学研究显示，我们表现出的慷慨、关爱他人的倾向中，有四分之一到超过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这个比例为后天的培养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一些家长养育出了友好、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从他们的培养方式中取得的证据，却与很多极为善意的父母的做法截然相反，虽然后者会夸奖好的行为，对坏的行为做出反应，而且也会传达自己的价值观。

在两岁时，孩子们就体验到了某些道德情绪，也就是由对与错激发的情感。研究显示，要将关爱他人作为一种正确的行为进行强化，赞扬比奖励更为有效。奖励可能会诱导孩子，只在能拿到好处的时候对人友善，而赞扬却能传达出，与别人分享的行为本质上就是有价值的。不过，如果孩子表现出了慷慨的早期迹象，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赞扬呢？

许多父母相信，应当赞扬的是行为，而不是孩子本人。这样一来，孩子们就能学会重复这种行为。的确，我认识的一对夫妇就很小心，会说“你做的这件事太有帮助了”，而不会说“你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但这是正确的手段吗？在一项巧妙的试验中， 研究人员琼·E·格鲁塞克(Joan E. Grusec)和艾丽卡·雷德勒(EricaRedler)研究了称赞慷慨行为和称赞慷慨品格，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儿赢得了弹子球，把其中一些捐给贫穷的小孩后，研究人员会评价，“哇，你分享了很多。”

之后研究人员随机地向孩子给予不同类型的表扬。对于其中一些，他们表扬了行动：“你把一些自己的弹子球给了穷孩子，这样做真好。是的，这是一件善良、帮助人的事。”对于另一些，他们则表扬了行为背后的品格：“我觉得你是那种只要能做到，就会帮助别人的人。是的，你是一个很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两个星期后，再有给予和分享的机会时，那些品格受到称赞的孩子，要比行为受到称赞的孩子慷慨得多。称赞孩子的品格，能够帮助孩子们把慷慨内化为自身认同的一部分，孩子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一结论与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J·布莱恩(Christopher J.Bryan)主持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布莱恩的研究发现，对于道德行为，名词的效果好过动词。要想让三岁至六岁孩子在一项任务中提供帮助，让他们“当帮手”的效果，比让他们“来帮忙”的效果好22%至29%。而告知参试者“不要成为作弊者”，与叮嘱“不要作弊”相比，能将作弊的情况减少一半。当我们的行为成为个人品格的反映时，我们就会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的、慷慨的选择。长此以往，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在儿童产生更强个人意识的关键时期，赞扬似乎尤其具有影响力。研究人员琼·E·格鲁塞克和艾丽卡·雷德勒赞扬五岁大的儿童的品格时，任何可能的正面影响，都没有产生持续的效果：他们可能还太小，无法将道德品格内化为稳定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孩子到十岁时，称赞品格和称赞行为的差别就消失了：两者都有效果。将慷慨与品格捆绑在一起，似乎对八岁左右的儿童最为有效，儿童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可能就是在这时开始成型的。

对好行为做出赞扬的反应，或许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但是对坏行为的反应也会产生重要的后果。孩子们造成破坏时，他们通常会感受到两种道德情感中的一种：羞耻感或负罪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情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但心理学家茱恩·普莱斯·唐尼(June Price Tangney)牵头开展的研究发现，这两种情感的原因和后果有极大的区别。

羞耻感是“我是个坏人”的那种感觉，而负罪感则是“我做了错事”的那种感觉。羞耻感是对核心的自我做出的消极判断，这种情感破坏性极大：羞耻感会让孩子感觉自己渺小、毫无价值，他们的反应要么是对目标发起攻击，要么是彻底地逃脱当时的状况。与此相对比，负罪感是对一种行动做出的消极判断，可以通过好的行为弥补。孩子产生负罪感时，他们倾向于感受到懊悔和惋惜，理解他们伤害到的人的感受，并且会打算纠正错误。

在心理学家卡伦·卡普洛维茨·巴雷特(Karen Caplovitz Barrett)牵头主导的一项研究中，家长们对子女在家时的羞耻感和负罪感体验倾向做了评估。这些孩子得到了一个布娃娃，当他们独自和布娃娃玩耍时，它的一条腿掉了下来。有羞耻感倾向的儿童躲避研究人员，不肯自愿承认是他们弄坏了布娃娃。有负罪感倾向的儿童则更愿意修补娃娃，接近实验者并解释事情的经过。有羞耻感的儿童是逃避者；有负罪感的儿 童是修复者。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关心别人，在他们行为不当时，我们需要教育他们为此而负疚，而不是因此而羞耻。在某项情感和道德培养研究的评估里，心理学家南希·艾森伯格(NancyEisenberg)提出，当家长怒气冲冲地散去他们的爱意、或者试图通过惩罚的威胁维护自己的权威时，孩子可能会开始认为，自己是坏人。由于害怕产生这种后果，有些家长根本不去管束孩子，这可能会妨碍孩子形成强有力的道德标准。

对不良行为最有效的回应是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根据艾森伯格教授和戴维·R·谢弗(David R.Shaffer)的独立评估，培养关心他人的孩子的家长，会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错的，这种行为将如何影响他人，以及他们怎样才能扭转局面。这种做法能使孩子形成行为判断标准，培养他们为他人着想的思维和对他人的责任感、以及道德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有助于他们成为乐于助人的人。表达失望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向对方传达了你对不良行为的反对，与此相伴的是你对对方的高期望值和改善品行的可能：“你是一个好人，即使你做了一件坏事，我依然明白你能做得更好。”

虽然批评不良行为、赞扬良好品格的作用相当强大，但培养一个宽宏大量的孩子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单单坐等机会以回应孩子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身为家长，我们希望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然而，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做法都是错的。

在一个经典的试验中，心理学家J·菲利普·拉什顿(J. PhilippeRushton)给140名在游戏中获胜的小学和中学年龄的孩子发放了纪念品，他们可以把所有纪念品都留给自己，或者把部分纪念品捐给一名贫困的孩子。首先，他们观看了一个实验者以教师的身份用要么自私、要么慷慨的方式玩这个游戏，之后再由此人向孩子们宣讲索取和给予的价值观，或是什么也不说。成人的影响力相当重大，结果证实行甚于言。当成人表现自私时，儿童会照章学样。言辞没有造成太大区别——不管成人口头上如何宣扬自私自利或慷慨大方的价值观，孩子们在观察到成人的自私行为后，捐出的纪念品都会较少。当成人慷慨解囊时，不管慷慨的价值观是否得到了宣扬，学生们捐出的纪念品都一样多——即在听了宣扬和没听宣扬的情况下，他们捐出的纪念品都比基准水平高出85%。当成人的举动慷慨时，即使他们随后宣扬了自私的价值观，学生们捐出的纪念品依然比基准水平高出49%。儿童不是通过倾听身边榜样的言辞，而是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来培养慷慨品格的。

为了测试这种以身作则的效应是否会经久不衰，两个月之后，研究人员观察了孩子们再次进行同一个游戏的情况。以身作则或言论宣讲会影响孩子们的给予模式吗——甚至，他们对两个月之前的经历还有印象吗？

最大方的是那些看着老师不言不语地把纪念品给别人的孩子。

两个月之后，这些孩子比那些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而且还听了宣讲的孩子要慷慨31%。此次调查传达了一个一清二楚的讯息，即如果你不做出身体力行的慷慨之举，那么光宣讲慷慨的意义在短期内可能没什么作用，从长期看，宣讲的成效比不上闭口不言地捐助他人的行为示范。

人们往往认为，性格决定行为，然而在讨论培养品行端正的儿童时，我们需要记住，行为也会塑造性格。正如心理学家卡尔·韦克(KarlWeick)喜好这样问，“在我看清自己的行为之前，我怎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清自己走向哪里之前，我怎会知道自己珍惜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