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做处女膜鉴定，甚至公开带血的内裤；不断向司法机关或者媒体回忆被性侵的过程和细节；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受害人家，详细报道性侵案细节――多数受害人就这样被二次伤害。

如果不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性侵未成年人案的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药物滥用等，长大后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中。

如同装着魔鬼的玻璃瓶一下子被打开，近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现媒体报道。短时间内，至少有10起被曝光：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只有4岁，另一个5岁的女童因此感染上性病，还有一个12岁的女生被强奸后杀害。

这远不是全部。广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3年广东有超过2506名女童遭遇过性侵犯。北京多个区级法院和检察院也透露，近年来北京地区的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呈现数量上升趋势。

不过，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嫌疑人、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那些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和家人，将如何走出阴影并抚平心理创伤。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往往会忘记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关注儿童保护的教授龙迪指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长久地陪伴他们。”

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证明，如果不及时进行跨部门、多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药物滥用等，长大后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并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中。

以处女膜来判断儿童是否遭遇性侵犯的做法，是目前国内很大的误区

这种专业的心理干预，早在司法机关调查案情时就应开始。10年前，龙迪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实习。她介绍说，在香港一旦接到举报，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和社会福利署的社工会立即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在安全隐秘而又布置温馨的家居环境里，这些专业人员会对受害儿童进行取证访谈。

相比之下，许多内地的受害者首先是去做处女膜鉴定。5月21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黄岗镇一所农村小学，一名53岁的老师被发现性侵多名女生。事发后，这群还不到12岁的女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到当地一家中医院的妇科诊室进行检查。一位家长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里面做检查时，家长哭，孩子也跟着哭”。由于家长不相信检查结果，当地警方又从南阳市请来法医，重新做鉴定。

反复的医学检查也在海南万宁未成年性侵案中上演。由于两次处女膜鉴定结果不同，一位家长甚至向媒体公开展示了一条孩子带血的内裤。

这种以处女膜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遭遇性侵犯的做法，在龙迪看来是目前国内很大的误区。龙迪解释，性侵犯除了有身体接触，还有诸如观看黄色录像等非身体接触。有些未成年人是长期遭遇性侵犯，不一定能够短时间内在体内留下证据，“如果以此为依据，会掩盖除了性交之外的其他性侵犯，而且男孩遭遇性侵犯怎么来判断”？

“还会让孩子产生贞洁耻感，担心自己以后怎么嫁人。”少男少女门诊创办人、心理咨询师邓军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在遭遇性侵犯后，多次嚷着要去做处女膜修复手术。

对于那些被性犯罪恶魔选中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只是他们所经受的“二次伤害”的开始。在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发生后，这些孩子一共做了3次笔录，反复向有关部门描述事发的细节等。一位家长向律师透露：“孩子在家里哭，说不要再打官司了。”

这种做法只能加剧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反应。有家长告诉龙迪，孩子向警方和媒体反复叙述性侵犯经历后，更加焦虑了。从2003年到2005年，她对6个遭受性侵犯的女孩及其家庭进行追踪，并以此写下35万字的《性之耻，还是伤之痛》的博士论文。这本出版于2007年的著作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本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事实上，在性侵未成年人案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如何少伤害或者不伤害孩子，是全世界的挑战。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在香港，对未成年人进行访谈过程会被全程录像，这个录影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不会多次遭到讯问，也不用出庭作证。这种做法背后的司法理念是，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中，经过专业方法获得的未成年受害者口述也可以得到法律认可。

性侵犯的创伤并非个人及家庭的胎记和指纹，即使最惨烈的伤痛也孕育着康复的力量与希望

媒体曝光后所带来的社会舆论，更是给很多当事人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海南万宁事件的受害者家长起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如今却躲着媒体，陌生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抱怨，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脸部打马赛克，让他们暴露了身份，邻居和亲友们知道后都在问。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家里到处拍的记者也不少。

一家都市报详细地披露了海南万宁性侵犯事件的过程。在报道中，一位受害女生“向记者讲述了她和校长怎么认识以及如何去开房、为何去海口的经过”。

“披露这些细节，会激发创伤。对一些内心有性侵犯倾向的人，是一种示范。”即便是深入接近受害女孩及其家庭的龙迪，也不敢追问她们遭受侵犯的过程及细节，“以免撕裂她们未能痊愈的伤口”。

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部分海南万宁受害女孩不想上学了。一位女孩在事发后尝试着回学校上课，但两天后她回家跟家长说：“同学又说起这事，不想上了，以后都不上了。”

不少家庭选择逃避，给孩子转学或者举家搬迁，换一种环境继续生活。不过，在龙迪看来，在侵犯者已被控制的情况下，家长如此“兴师动众”地改变生活状态，也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

她打比方说，“性侵犯的创伤并非个人及家庭的胎记和指纹。即使最惨烈的伤痛也孕育着康复的力量与希望”。国外的研究数据也表明，性侵犯未成年人受害者大约有20%到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状况。修复创伤的关键，是受害人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

龙迪发现，许多性侵案受害者的父母事后通常会很自责和内疚，而这种情绪有时会以愤怒的形式表达出来。极端的情况是，父母会一边责备和打骂孩子，一边自己流泪。

在事发10多天后，海南万宁事件中的一位受害孩子的父亲，坐在大排档里，和南都周刊记者郭丽萍说话时，脸上没有流露过多情绪，但是他一口菜都吃不下，闷头喝啤酒。而说起官司，这个男人一改平静，用不可商量的语气说：“如果还不行，那我只有用生命换回这个公道、公正。”

“不少家庭在知道孩子遭遇性侵犯之后，会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担心孩子今后就完了。其实，孩子的创伤是可能修复的。”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龙迪，在家庭的关怀下，性侵犯创伤可以自愈。不过，这需要家庭掌握专业知识。现实是，很多不幸家庭因为缺少这种专业知识而迷茫。

在龙迪完成对6个遭受性侵犯孩子和家庭的访谈之后，她欣喜地发现，有些孩子的心理创伤日益改善。其中一个孩子，曾经“噩梦不断并尖叫、厌食”。时隔数月，龙迪再次见到这个女孩时，“她就像水仙花终于有了水一样十分清新”，滔滔不绝地和龙迪谈起自己在学校的新鲜事。

孩子的变化，得益于家庭关系的改善，父母给她带来正确的情绪支持。在此之前，龙迪对这一家三口做了一次访谈，并给孩子父母提出一些建议。

如果任由孩子心里开裂着伤口，这道伤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颗地雷

不过，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其他成员也是受伤者。他们也需要周围人甚至社会给他们提供持续、有效的情绪支持。一直以来，龙迪都期待，中国内地能借鉴香港的经验，建立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性侵犯善后干预模式，来减少受害家庭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1991年，香港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仅占整个虐待未成年人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署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人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迅速获取并汇总受害人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2007年，龙迪在北方一个农村，试验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模式，还给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但是，探索半年后，龙迪感觉困难很多，比如，相关部门是否将这件事情放在议事日程，不同部门之间如何打破条块分割，进行协同合作。

如今，她正在编写“防治性侵犯未成年人的干预手册”。这套手册将告诉警察、法官、律师、医生、心理治疗师以及中小学老师和新闻媒体，面对性侵犯未成年人，如何考虑受害者的感受，避免因为自己的“不专业”，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如果任由孩子的心里开裂着伤口，这道伤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颗地雷。”龙迪说。

噩梦、焦虑、害怕报复、愤怒、害怕男人、学习成绩下降等，这是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后的心理创伤反应。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陈晶琦研究发现，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有过不幸经历的学生，抑郁情绪、敌意、强迫症状和焦虑的量表得分高，健康状况自我感觉评价得分低，甚至有人在调查的近一年里考虑过自杀。

性侵犯对于孩子的心理伤害，还可能阻碍他们在某个阶段的身心发展，以及影响他们对“性”的认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性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可能误以为“表达关心是用性”。可怕的后果是，如果他们沿着“性是唯一价值”的路走下去，人生可能会走偏。

然而，人们把目光锁定在案件纷争的同时，受害者心理受到创伤的事实反而容易被忽略。连日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无论是官方通告还是媒体报道，受害者的心理评估未被提及。

海南万宁事件5位受害方曾经的代理律师陈武权说，“没有看到心理评估，家长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被忽略了”。一位河南本地媒体的记者在采访河南桐柏校园性侵案时，特意问一位县教育局副局长，“是否考虑给受害学生提供心理治疗师”。那位副局长很尴尬地回答：“你的提醒很重要，我们也想给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但是这里没有专业的资源。”